18年前，我在深圳。当时的我和民工没有太多的不同，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都穿着材质低劣而不合身的西装，都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房，都没有暂住证所以都被关过小黑屋又50元把自己赎出来过，还有我们都喜欢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尤其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这句。后来我学机灵了，把在市西路买的西装袖口标签撕了下来，以显示自己和天桥上卖盗版光碟的具有不同品位。

后来，非典（SARS）来了，只能自我隔离在屋子里，就像现在冠状病毒爆发一样。每天一个人百无聊赖，就不管什么年代、不管黑白彩色、不管东西中外，一部接一部看电影。没电影看了就看书。由于平时不怎么看书，就没什么藏书，于是把能找到的不多几本书都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在网上看各种垃圾小说。看完了就在电脑上写日记，写读书笔记、观影感受，写街上空无一人，写工业区封闭起来像一个囚笼上万人在里面作困兽斗，看到什么写什么，天天写。

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干干净净，不留痕迹。然而，时光虽然没有了痕迹，但总会改变些什么。那段的自我隔离，让我开始面对孤独，开始真正静下来和自己对话——我到底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被传染了，死了会留下些什么或是什么都没有——这无意间塑造了我的观影、阅读和记录的习惯，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就是从那以后，买书、读书渐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买书，只买自己喜欢的、想看的，没有一定，也不论新旧，不成系统或门类。我读书，求的是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仙经》里面说，啃食书籍的虫子名为书蠹，又称蠹鱼。书蠹啃书的目标，就是“神仙”二字。说书蠹吃到三次书中的“神仙”二字，即成神仙。如果啃到乐谱，则化为鞠通藏进古琴里，古琴便会常常自鸣。如果啃到的是圣贤之书，书蠹就会化为玄灵，进入大脑控制人的思维，而如果书蠹吃到的是诲淫诲盗之书，则会化为无曹，进入人体后会使人纵欲暴虐。我没有多少圣贤之书，带“神仙”二字的也没有几本。有没有蠹鱼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每个看书的人，其实就是这书蠹，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书蠹啃食到不同的书籍不同的文字而发生的变化。

这18年，日常阅读就像一把砍向我无知狭隘冰封内心的斧头。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人，如果没有遇上一个时机，没有一个赏识我的人，没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将永远一事无成，什么也不是。

我有时就喜欢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一排排书籍，想我现在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读书、教书，真心感到幸福。

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17万字。图片业余，排版杂乱，文字也不够优美，图、文、编、排，都是习作水平，剩下的就只有情怀。看这样的图文习作不费眼和脑，昨晚睡前很快就看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借春运迅速蔓延。昨天全国确诊219例，今早确诊324例，晚上7:40确诊469例，死亡9例。今早网传贵阳凌晨4点发现1例疑似，10点官方就发消息确认。南国花锦购物中心里人流似乎没有明显减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很多。今天下午把柜台交给小花负责，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去了，远离人多之处。

下午14:30离开南国花锦购物中心，走路去了万东桥花鸟市场，还有两个冷摊在做年前最后一天生意。15元淘到了7本旧书，俱有污渍、破损、划线、标注和胶带，因品相均不佳，我强让老板饶了一小本旧日记。

7本书是傅东华译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版1印；李俍民译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1版，1980年1月13印；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国营五二三厂印刷；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上下册，没有版权页，从书前五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注释的“时代性”判断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物。

《牛虻》我上小学时看过，现在只依稀记得一点，有机会再看。

《飘》没看过。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但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不过在豆瓣，有评论说这个译本是最好的。好与不好，看了才知道。

井上靖的书，家里有5本看过，这本《杨贵妃传》是第六本。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用现在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我的第一本鲁迅作品。也是一本又被过度解读的鲁迅作品。借用太座正在看的刘绍铭的《冰心在玉壶》文集《闲话鲁迅》一篇里，鲁迅自己的话正好作为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被解读来对照：做这样的东西欲罢不能，一来爱发“牢骚”是本性，二来杂文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为稻粱谋，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手掌大小的一小本日记，国营上海纸品二厂72开内芯100页60克书写纸，粉色硬面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红字，扉页毛主席语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句“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整本日记没有作者姓名，但有“阳关石场日记1969.3.17—11.14（二）册”字样，从随手翻看的几日内容知道，作者写这日记时大概三十多岁。不论是本子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时代下微小个体的历史感。可能日记的主人现已不在人世，子女将日记同旧书当废品处理才流落到我手里。这是我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一段宏大叙事背景下真实、细微，有血有肉微小个体的颠沛流离个人史，这个春节假期哪天先整理几段出来看看。

17年前的2002—2003年，我和太座都在深圳，亲历“非典”（SARS）。那时我也天天写日记，但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和“非典”很像，我们现在也想就呆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远离人群，看书、晒太阳，写日记。或许我死后，送给亲友的我的日记线装编年史《愚直录》也会出现在冷摊上，被人购入，读后以助饭后谈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