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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自在·圩五】教育常识

五月最后一天,也是诸君提交月度阅读简报的截止时间。由于这个月中旬游学季,回来的这最后一周是六周展,若稍有懈怠,就只有两个结果:临期前三天突击泛泛而读或是随便写写就提交。果然,有生提前,有生达标,有生赶工,有生未能完成。完成的诸君中,有的所选书籍内容太过教化,与这门课程对阅读要求的初衷不符,于是六月不再提供推荐阅读书单,直接列出必读书,根据诸君的不同程度,指定了其中必读四至六本:

小川糸《山茶文具店
新井一二三《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
周胜《旮旮角角贵州史》
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
刘瑜《观念的水位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安东·契诃夫《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

这是我作为图书管理员近三年来,青少年进阶阅读计划的部分工作内容。上学期开设有阅读写作课,所以进展顺利。本学期未开设阅读写作课,所以调整为此方法(生命不息,阅读不止)。

如果下学期阅读写作课能得以恢复,我将列出一份包含不低于200种书的书单。每学期平均18个教学周。除掉开学的欢乐周、每六周一次的测评和期末的统考周,尚有15周,一周泛读一本书的同时四周精读一本,每学期的阅读量应在10—20本间,100万字以上。从六到九年级共四年八个学期,总阅读量应不低于100本,1500万字。

引导诸君读书,在我看来是我的职责。曾参加过几个公益组织进到校园里开展的中学生读书活动,活动的一个固定环节是大家轮流作阅读分享。这些组织里的志愿者不乏语文老师,但她们(对,多数是女老师)不是躲开分享就是分享某相关部门指定推荐的应试书籍,也有坦然承认自己已经好多年没读书了的。我开始还被惊掉了下巴,后来发现这是常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这样——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

“教育是干什么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朴实的说法:孩子上学,就是‘去读书’。读书,这就是关键;引导学生读书,是教育的根本职责。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

“现在,我们要恢复教育常识,就是要重新营造自由读书的条件,环境和气氛。在我看来,要办好教育,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就是要有‘好校长’。而好校长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喜欢读书’。还要有‘好教师’。好校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物色、培养一批好教师。什么是好教师?应该有三爱:爱教育,爱学生,爱读书。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但真要做到,还不容易。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也是三条: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做到这三条,学生就会一辈子读书,受益无穷。”(钱理群《大家都不读书,是教育最大的问题》)

【备课手记】初定

昨夜又下了一场雪。今天大年初一,继续备课编教材。

下个学期的中文教材,除了自编每日一首古诗词和来自《菜根谭》《围炉夜话》《小窗幽记》中一句文言小品的部分,想就把几本书拿来作教材。这样的好处是学了书里那几篇选作教材的文章后,可以作为阅读延伸,感兴趣的学生就可以沿着这条藤、这条小路,读完一本。

这几书和几篇文初定是董桥散文集《立春前后》里《新年试笔》《字里灯影》,梁实秋《雅舍小品》里《书》《教育你的父母》,《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里《变色龙》《第六病室》,《汪曾祺散文精选集》里《韭菜花》《昆明的雨》《字的灾难》《随遇而安》,《沈从文精选集》里《边城》,还有葛晓音《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里八年级下册韩愈的《马说》、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及九年级上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四篇。

读完钱理群的《风雨故人来:钱理群谈读书》。原本想把这本书作为教材之一,主要学里面“读书三讲”的三篇,权衡再三,还是算了。

所以下学期的中文教材,就是每日一诗词、一小品和六本书共十五文。

下午去了也闲书局,秋蚂蚱和高姐同一人远远坐在最里面,对着大门聊天,我进去打了个招呼就淘书。购得戴明贤签售新书《留得枯荷:适斋文与画》、米兰·昆德拉《身份》和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艺术探索之旅》,又买了一本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史景迁十三部作品,除了《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十二部都在架上了。获赠两本也闲书局主理人秋蚂蚱自印非卖二〇二一年随笔记《也闲小记》两本,准备自留一本,送人一本,送给谁还没想好。

遇钱理群,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前天买的三本书,今早已全部看完。还是那句话,看书实在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可比性,往往甚至还可能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邵燕祥散文》为例。

《邵燕祥散文》选文不知是补遗,及其他集子未收录的散佚篇目,还是邵氏散文即是如此,不像是个认真的选本,感觉竟没有一篇读得下去。历历在目认得每一个字,每句话也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无物,以至几次差点睡了过去。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我记忆里看的第一本钱理群的书。二十五万字一气读了两遍,尤其是关于教育、关于孔子和鲁迅的几篇。一位认真的老人的一些朴实的真话。就因为说的都是真话,所以我觉得,钱理群的书距离“被下架”不远了。于是问野贤书店要了店里钱理群现货书单,选了《贵州读本》《论北大》两本,请店里帮忙留了,我下次到店付款取书;又在当当网上下单了店里没有的《岁月沧桑》《周作人传》,应该本周内也会送到。遇钱理群,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的研究专家,我认为真话比观点和见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基础是带有偏见的,不真实的,那所谓的观点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教科书里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钱理群在这本书《漫说“鲁迅‘五四’”》文中说:“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也是我为什么又买了四本钱理群的书来读的原因。

淘到马南邨《燕山夜话(合集)》

为新生儿准备的小衣裤、尿布、包被和袜子三十余件(样),一家三人在后院手洗到十一点。晃晃荡荡挂满后院,阳光下的“万国旗”。

洗完衣服进城。太座去超市买菜,我去超市楼上的野贤书局付款取书。邵燕祥的《邵燕祥散文集》和钱理群的《重建家园》,昨天请书局帮我各留了一本

《邵燕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四辑中一种,二〇〇九年八月一版一印,二十万八千字,二六二页,定价二十一元。一本算是有点年头的新书。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四月一版一印,二十五万字,三百二十七页,定价三十五元。

等太座买菜,在书店二楼旧书区淘到马南邨《燕山夜话(合集)》。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版一印,三十三万字,五百四十八页,定价一元三角,书店定价二十元。这本书的书龄比我的年龄小两岁,自然旧,有折痕、霉点,纸张薄脆、发黄,前两篇文章有红蓝铅笔的红笔划线,和内文一样无处不在的时代感。书名页后有邓拓一九五八年在北京黑白照一张和缩印毛笔字自序一篇各一页。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这个版本,印数十五万册。那个年代的书,我遇到的好像都是十万册起印。那时刚刚开始解禁,整个社会文明的土地,被毒日炙烤了十年,龟裂的沟壑不只是在土地上,也在人心里。一旦有了一丝松动,吹来一阵湿润的风,人们都像贪婪的植物在风中摇摆舒展枝叶,根须在土中拼命汲取养分。知道《燕山夜话》,是因为“三家村”,1966年,“三家村”案,邓拓自杀。

结账付款出了书店,隔着玻璃看到店后面仓库里堆着一人多高一屋子还没开包的新书。看到一包上面用白板笔写着“王世襄全集毛边本一套”,忙拍照微信发给书局询价,很快回我“十二册,四千八百元”。遇见好书,囊中羞涩,就像与女神约会却不举,悻悻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