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年前带过的一位实习生发来微信，说：“想起以前一起去村子里，不知道你当时记录的文字和照片在哪里还可以看到（记得是在一个网站？找不到了）。想翻来看一下。之前我拍的照片也都找不到了。希望还可以看到。谢谢你。”我说：“我找找，如果移动硬盘没有坏，就应该还在。”一找不但找出了十年前的照片，还有我和他们当时的工作笔记。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NGO工作，每个月差不多要在贵州乡村出差十五天，最长纪录是二十三天。那时候工作用力，照片也拍得比现在好得多。

早上八点，和厐思纯一起编著了《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的郑文丰发来微信：“黎明兄好。久未联系。近来代为贵州省档案馆刊物《贵州档案方志》组稿、编稿，文献或文史类相关皆可。略有薄酬（千字120-150元，真是薄酬），想到兄台熟知故乡人、故乡事，还请赐稿。”我回：“郑老师好！时间太长，长到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写点什么了（说得好像我认真就可以写得出什么似的）。如果我有认真写的，自认还拿得出手的文字，一定奉上。”他回：“兄台当然有认真的写过很多东西了。厚积薄发而已。”这里我说“时间太长”是实话，距离最后一次传统纸媒上出现我写的东西，已经七八年了，现在完全想不起曾经在纸媒上发表过的差不多二十万字都写了些什么。

下午，把青花印盒里的旧印泥挖丢，换上六月陪女儿游学，在万东桥买的西泠印社印泥，把书架上这半年买的百十本书搬下来，一一印上我“尺宅江湖”的藏书印。客厅里铺了满地的书，书名页上藏书印红得醇厚不艳俗，漂亮。

等我退休了，出门就挂上个相机继续在街头拍照，回家就慢慢读无用的闲书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