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

明恕是行为的标准，是应有的品格，是一切道德品性的总汇。能行明恕的先决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

这种能行明恕的品格从何而来？一来自遗传，一来自教育。知明知恕不容易，能明能恕更难。也许两者是一样难易，也许照阳明学派的说法，根本是一回事。然而不论明恕，都先得学些制裁的功夫，做些虚一以静的功夫，这种功夫多少是带几分自我强制性质的，非运用坚强的意志不为功。孟子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就是这个意思。《大学》的诚意正心，《中庸》的明善诚身，孟子的收放心，以志帅气，其实全是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

明与恕是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明与恕都要我们待人放宽一步，不过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目前流行的各种思潮里，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而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制，实施品格教育以后，目前世界的文化潮流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潘光旦《论品格教育》节录。全文原载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六期，1940年8月11日；辑入《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

潘光旦译赫胥黎《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收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和潘光旦教育评论三篇，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1版1印。不知购于何处。总阅读量第1488本。

《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由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194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9月和次年3月再版。这本商务版《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据1947年版改排。

这个赫胥黎不是那个写《天演论与伦理》（即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赫胥黎，那个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不过这两个赫胥黎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位是祖父，一位是孙子。

即便是写于1937年的教育论，现在读来也毫不过时。如：“大多数的教育专家，在理论上承认，单单一次的考试，无论内容如何综合，命题如何允当，也并不能测出一个人的才能，判定一个人的优劣。有不少的教育专家不但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并且实际上已经放弃这种一次考试的方法，而采用分期陆续测验的方法，其所测验的内容包括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累积在内，同时对于教师和视察员的分期报告也是十分重视。如此不断地观察，不断考核，往往经过好几年，才下判断一个儿童的才能如何，其与别的儿童比较又如何。”在我看来，我曾经每天课后的“上课记”和“观自在”当日课堂观察记录，每周给需要的家长的课程和学生观察简报即是这种“分期报告”。

“大多数的教育家自身便是旧时代的人物、旧教育的产品。有谁来教育这些教育家呢？这问题的答复当然是简单得可以叫人痛心的，就是，没有别人，系铃解铃，还是教育家自己。人的世界原是大串因缘果报缀合而成的东西，种什么因于前，食什么果于后；如果既种恶因于前而想不食恶果于后，想跳出这旧因果恶因果的循环，那唯有以强大的智慧运用坚决的意志一法。前人讲革故鼎新，动辄用‘锐意’、‘立志’、‘发宏愿’等自励鼓人的说法，我实在也觉得除了更善用我们的意志而外，更无第二条路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能改变一个人的，唯有他自己。

“不役于物或不凝滞于物的生活理想是不容易的。在情绪方面，它责成我们要慈悲，能怜悯。但只是悲天悯人是不够的，它责成我们在理智方面要有智慧，而这智慧要能洞见一切行为的前因后果，一切行为的涵义与可能引起的影响，要能看到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诸般关系。前者多少事时间的，后者多少事空间的，在这时空两间之中，一个人运用他智慧的结果，也要能发现他自己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就这一点讲，我认为佛教的教义，绝对的要高出基督教之上。在佛教的道德里，愚蠢、迟钝或觉悟的缺乏是一种主要的罪孽。同时，佛教又向皈依的人提出警觉，要他们对于所在社会的治安福利，必须负一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