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人都是诗人、都能成为诗人，但生活一定要有一点诗意来抵抗日复一日的乏味和疲惫，所以我会时不时读一些诗，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代。

翻完黎孟德主编的诗集《在陌生人中穿行：世界上最动听的诗歌》，被一些诗句所打动——

你就是自己的神，自己的星，是命运折射出的光彩。（[法]彼埃尔·德·龙沙《我能把你的美丽比作月亮吗？》）

如果思想是生命，是呼吸，是力量，那么思想的缺乏就等于死亡。（[英]威廉·布莱克《苍蝇》）我想补充：在AI时代，更是如此。

不要怀有仁慈的希望，来扰乱我的思想，用雄鹰和羚羊的形象，我天生就与他们不同。（[美]埃莉诺·怀利《不要怀有仁慈的希望》）我的人生或许需要指点，但不需要指指点点。

我本是个斗士，所以再打一仗也无妨。（[英]罗伯特·勃朗宁《展望》）

这本诗集里，最喜欢的诗是[英]沃尔特·萨维奇·兰多的《我与人无争》：
我与人无争，因为无人值得我去争斗。
自然为我所爱，艺术亦然。
在生命之火前，我为双手取暖，
火势微弱，我便准备离开。

[英]罗伯特·骚塞的《学者》描绘的，是我的理想生活：
我的岁月已遁于古人中间，
当我向四周观瞧，
无论目光投向哪里，
都会见到古时的圣贤。
他们是我不渝的良伴，
我们日日倾心交谈。

[英]亨利·金的《葬礼》，则是我为自己的葬礼上所选的诗：
睡吧，我的爱人，你在那冰冷的床上，
再也不会被打扰了！
让我想你道出最后一声晚安！
只因你再也不会醒来
直到岁月、忧伤和疾病
将我的身体与满是爱意的尘埃
结合在一起，充满这房舍，
在那之前，我的心都是空虚一片。
为我待在你的坟墓里吧；我永远不会失信，
一定与你重逢在幽幽深谷之中。
不必怀疑，
我已经上路了
我要紧随你的脚步，带着
无限渴望和无尽的悲痛赶路……
是的，在愧疚和悲伤中我屈从了，
而你则义无反顾，来到了这片田野
你宁愿冒险，终于走在
我的前面，余下的日子，我只愿
在坟墓里得到一个公平的席位，
听！我的脉搏正如轻敲的鼓儿
奏出我靠近你的讯息，告诉你我要来了，
无论我的步子多迟缓，
我终将坐在你身边。

黎孟德主编诗集《在陌生人中穿行：世界上最动听的诗歌》，上海辞书出版社“最系列”丛书之一种，2015年8月1版1印。10月13日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17本。出版已近十年，在豆瓣，我是标记“读过”这本诗集的第九人，因为“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评分。

自2021年7月23日确诊肺癌，至2023年5月26日（日志未写完），36篇半日志记录了伍祥贵自己这段人生的最后时光。

日志倒数第二篇《“为何是我”以及“为何不是我”》，“像我这种循规蹈矩的小人物，混在芸芸众生之中就跟细菌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但不知为什么我就被挑中了，而且基本上一击致命，让我毫无招架之功。这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感觉有些委屈，不公。‘Why me？’为什么会是我？”这个问题我曾经也问过自己，不过转瞬就释然了，因为这是一个蠢问题——为什么不能是我？

“至于对死亡的态度，我更欣赏‘鼓盆而歌’的庄子和‘托体同山阿’的陶渊明，知生死之不二，达哀乐之为一，勘透了生死之间的界限，方能乐死而重生。病恹恹作乌龟状，即使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呢？”（王志纲《序二：一代人的挽歌》）

伍祥贵《死亡日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0本。

今夜枕上书，明末虽仰慕时人反清壮举，却无勇气参加，携子遁入空门的叶绍袁人生最后三年的日记《甲行日注》。岳麓书社无注无释无解素本，应该是在也闲书局买的，当时哪里来的勇气？

基本上，我读不懂现代诗，所以对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我都不感兴趣，除了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上周清明假期第二天去逛也闲书局，突然想读一点诗，觉得如果不能从现实中活出一点点诗意，那生活就堪比地狱。看到新书区的《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杨庆祥、严彬三人诗选》，这三个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但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想来应该是还不错的，随手翻开试读本，读到“一本书摆在那里就是一个物种”句，觉得不错，买下。回来读下来，果然，我读不懂这些诗，更不知道好在哪里，倒是读到了戴潍娜和杨庆祥写的一些有趣的句子，没有严彬的，感觉太过矫情。

旋过去了
年岁卷笔刀。得活着
像一首民谣，不懂得老
——戴潍娜《挨着》

我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
在两次人生之间
——戴潍娜《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

危险——是现代诗最重要的品质。
——戴潍娜《灵魂体操·18》

最浅的痛苦莫过于
失去一个值得失去的人
——戴潍娜《截句三十三首·17》

三人行必有一人是多余
——杨庆祥《青岛截句五首》

我什么都不做了
这世界会放过我吗？
——杨庆祥《在昆明我能做什么》

我突然厌倦人类了
虽然我并不比人类理解得更多
——杨庆祥《间歇性人类厌倦症》

很多次在厕所遇到尿不出来的家伙
他们说着无比正确动听的话
然后，尿不出一滴纯净的尿
——杨庆祥《不变的信仰》

每隔几年我就更加确认
信仰其实只有一条：
活的时候要美啊
死的时候要更美
——杨庆祥《不变的信仰》

《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杨庆祥、严彬三人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2月2印。总阅读量第1425本。

他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穷尽毕生精力绘制了东方喜马拉雅濒危杜鹃花图谱。自此，花无国界，岁有甲子；杜鹃自芳，无问西东。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俗称小胡克，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探险家。22岁科考南极，30岁远征亚洲，足迹遍及印度、孟加拉和锡金，将隐秘在喜马拉雅地区崇山峻岭中的神奇异域植物介绍到西方社会，身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第二任负责人，他激起了欧洲人对杜鹃花的极度狂热，其著作《锡金和喜马拉雅的杜鹃花》更是博物学中的经典作品，达尔文视其为毕生知己。因此，小胡克被公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家，许多植物学家以小胡克的名字来命名植物新种，以示对他的尊敬和纪念，如Banksia hookeriana、Grevillea hookeriana、Iris hookeriana、Sarcococca hookeriana等。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行香闻杜鹃（1849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所藏锡金—喜马拉雅山植物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4本。

又及，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被称为小胡克，大胡克大约就是美国军人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1814—1879）了。大胡克为美国陆军少将，曾参与塞米诺尔战争、美墨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任东部战区中联邦军的主要军团——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尽管在整场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他总是因在钱诺斯维尔战役中被罗伯特·李大败而被人诟病。他有个绰号叫“好战的乔”，但其实只是以讹传讹。

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做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秦始皇没有放弃自周以来的天命观，也没有放弃自周以来天子的称号。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样，是靠老天爷的支持得到的天下，因而并不觉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被统治的百姓。这种周以来的天命观主宰了中国两千年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传统。这个城邦传统是希腊城邦建立的。他们基本上相信，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认。城邦的管理者是由公民推选，管理规则和法律须由有管理经验者组成的长老会议提出，经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同意。这种统治合法性或权力来源的看法和体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根本性不同。（邢义田《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统一也未见得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历史上每一个伟大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因为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还可能煽动别人……现在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位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上海书评选萃：穿透历史》，《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五周年精选集“上海书评选萃”之一种，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书如其名。总阅读量第1423本。

“人类的所有痛苦与快乐，归根结底都是源自记忆。我们的大脑刻录下自己以及陪伴自己走过生命的那些人，那些事，于是我们拥有了快乐、爱和荣耀，同时，我们需要承受悲伤、痛苦，以及忧愁……在‘临终医院’，最乖的就是停止了心跳的人。从奔跑到停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这才是生命正在步入的‘正轨’，从遗忘，到彻底遗忘，从失能，到彻底失能，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过着空空洞洞的精神生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空间已被清空，我们却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替他填补，去找回曾经在他脑中驻留的情感和记忆。当他不再保留任何记忆和行为能力时，当不再懂得最基础的感知与最本能的反馈时，就会停止对所有人的干扰。”

我国老人出现完全失能的平均年龄为79岁，从完全失能到身故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在此之前，还会经历平均 44个月的部分生活不能自理期。也就是说，一个老人从出现失能、到完全失能、再到身故，平均时长是7年零4个月。这个过程，对家庭，尤其是没有医保或只有最低医保的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像日本电影《死亡护理师》里，对待老人十分友好和有耐心的护理院年轻员工斯波宗典在两年时间里，“帮助”42位失能失智老人解脱，并让42个家庭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最终被认定为实施了多起谋杀的凶手。这后面的核心伦理问题是：失智失能老人的生死无法自己决定，更不能轻易的被他人所决定，但这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只是维持生物意义上的存活，对他自己和家人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维持真的是善良吗？活着的人是否还能拥有正常的生活？

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多抓鱼淘来四折二手书，八成新签名本。太座先看完，我接着看，十五万字我们俩都是一气读完。一是文字好，平滑顺畅，不做作；二是有代入感。看完我们再次互相确认，不论谁一旦最终达到失能失智，都不要尝试任何维持躯体生命体征的事，好好来，好好走，给活着的家人留一条活路。在还活着时，就活好自己，让任何人对你了无挂碍，就是最大的行善。

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2本。

“眼皮越来越重。为了看乌人，我必须像一位刻苦的举重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地把沉重的眼皮举上去。”

“我从没在这么黑的地方待过，这种黑不但质地致密，而且还有重量，把手举在眼前晃一下，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以致你不得不怀疑是否真的做过这个动作。”

“正当我对不明来路的哭声感到害怕时，二叔家的大门一下打开了，一团亮光从屋子里滚出来，哭声紧随其后。”

“很多年前我就认识这种月光。它是从时间的大门里释放出来的，每次见到，我内心都有一种甜蜜的哭泣在荡漾，甚至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它让我沐浴其中，让我大口大口地吸进去，将自己正在生锈的肠胃和骨头清洗一遍。”

有段时间没有读到这么鲜活跳动的文字了。《乌人传》这篇小说写得如何不晓得，评价不出来，但是穿插其中的这些生动片段让我还是享受这阅读的。好像每个字都是活的。不过和小说相比，我觉得“后记”更好。可能是因为就是好好说话，没有刻意文学创作的缘故。例如：

“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明白，除了眼前的世界，还有一个由欲望、情感、反叛、同情等构成的世界，它即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对现实的否认和检验，可以让人感到温暖和警惕。”

“写作时希望听到有用的故事，希望从某本书里得到启发，这十有八九会落空，远不如充分调动已有的生活更靠谱。”

“阅读的重要性像每天饮食一样重要……毕飞宇说，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我不是为了印证这句话才阅读，我是不阅读就感到恐慌才阅读。”

但我不赞同“这是一个轻悲的时代，很少有让人一蹶不振的大事落到头上，却总是有防不胜防的烦忧。”这个说法。借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所有的故事，都是现实的投影。

签名钤印本《乌人传》，继短篇小说集《鲤鱼巷》后的第二本冉正万作品，都购于也闲书局。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1版1印，14.3万字，一下午读完。总阅读量第1400本。因为标注“读过”的人太少（都不到10人），所以两本都没有豆瓣评分。一位“小众”的作家、一个“小众”的书店，一枚“小众”的读者，经由一部小说建立了互相不知情的小联系。今年的读书任务，从数量上来说是完成了。

“图书馆里最珍贵的书是我们还没读过的书。”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书架上总是还缺一本（套）书。不过经济不景气，不得不缩减开支，现在半年的买书预算还不及两年前一个月买书支出额，双十一、双十二更是不敢下手，颗粒无收。

2017年，根据藏书数量排序的世界十大图书馆，排第一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品数为1.62亿；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以4400万排在第五，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3600万排在第八，中国国家图书馆以3400万藏品数位列第十。我相信到了202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仍然会是世界最大图书馆，因为得益于1870年通过的一项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境内所有出版的图书，都要向国会图书馆送交两本，以保证图书馆藏书的持续增长。

美国图书馆协会关于审查制度的政策是，“图书馆与相关的政府机构应恪守一个原则，即家长，且也只有家长，有权利和义务禁止孩子，而且也只能禁止自己的孩子，阅读某类书籍。”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制作一本书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程：抄写员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抄写文本，因此图书的价格昂贵。

西塞罗说：“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你就拥有了一切。”这让我想起永井荷风在他的代表作《地狱之花》中，关于幸福的那句话——与其站在光天化日的街头，被人指手画脚的评头论足，为了不值一文的名声头破血流，还不如主动退到社会的边缘，在平淡的世外桃源独享人生，也许这样才是真正的无上幸福吧。

生活的艺术与文字的艺术，向来都是密不可分。今天室外温度是0℃，此刻家人都已安然睡下，我在烤着火读《金刚经》，一切具足，心无挂碍，何其幸福。

克莱尔·科克-斯塔基《图书馆杂记》，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1版、8月2印，32开精装。总阅读量第1398本。2023年还有15天结束，在2024年到来前，争取再读两本。

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船医迪亚哥·阿瓦雷兹·昌卡（Diego Alvarez Chanca）首次将辣椒带回西班牙，并且在1494年首次记录了辣椒的药用特性。

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辣椒进入中国，即隆庆 — 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有很长时间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中国最早有关辣椒的文献记载是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燕闲清赏笺·四时花纪》篇的一行文字：“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清康熙年间的文献《花镜》、《广群芳谱》等亦有收入辣椒。可见迟至康熙年间，中国人对辣椒的认知是一种观赏植物，因此辣椒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间（大略为十七世纪）未入蔬谱，而是记载于花草谱。

辣椒是以辛辣成为调味料的，但是我们常常说的辣味其实并非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身体没有味蕾的部位仍然能感受到“辣”的原因。

康熙六十年（1721年）编成的《思州府志》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辣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

由于贵州是中国食辣的起点，兼以贵州的地理环境特别割裂而相互隔绝，各民族呈犬牙交错杂居分布，贵州吃辣的形式也是极为多样并深刻的影响了周边省份，油辣椒和糍粑辣椒对四川的影响很大，腌辣椒和鲜食辣椒对湖南的影响很大，糊辣椒和辣椒蘸水对云南的影响很大。

以上关于辣椒的记载，来自于9月读过的曹雨《中国食辣史 : 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这本书也一定程度促使我给成都游学的中学生布置了《无辣不欢的美食江湖》和《水火交融：没有什么事是一碗茶和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成都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这两个课题。

“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安逸舒适的一个假期，整天只需要投入全部的脑力去做一件事”，我对太座大人说。

这一周翻看了七本书。因为都是一些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所以平均一天一本，每天的阅读量在三十万字上下。我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五百字左右，只是一般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不过用来读书的时间多了一点，每天差不多十个小时。

这七本书——

上个学期因为要给学生的阅读课选书，看过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这周接着看了《死者代言人》和《安德的影子》，“安德的游戏三部曲”就看齐了。我将这“三部曲”列入了新学期学堂图书馆新增馆藏书单，除了《安德的游戏》和《死者代言人》在两年内连续两次包揽了“雨果”和“星云”这两个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还因为这个系列较“硬核”的科幻性和其中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探讨。当然，与之相对的是，书单里也列入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

巴里·斯通的《隐修者》作为工具书，是一本不够全面的《隐修者名录》；作为人物传记，又太简略，大多只是一些小故事。可能是作者研究其他领域的附带产出，顺便就结个集出个书。

《地道风物·贵州》不够“好看”。就像你参加了一个好像很有趣的聚会，来的都是大咖，尬的都是热点，人物够分量，内容够硬核，但是人人都“端着”从自己的角度告诉你，他才是这场聚会的正确打开方式。

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塔洛》，一系列透着淡淡西藏风情的小故事，单纯的人物、不动声色的旁观描述，和平淡的生活一样让人欲言还休。看了书，去找了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来看，是我喜欢的黑白片，但拿金马奖的片子好像都比较“闷”且有一种让你喜爱的特质，就像夏天里一杯平淡、真实的凉白开，例如《大佛普拉斯》。

这两年，摄影方面的书看得不多。在书房捞书时看到这本差不多一年前在二手书店半价淘来的顾铮的《像你我一样呼吸/一个世纪的摄影传奇》，几位世界著名摄影师及其作品介绍的评论集。又见顾教授。顾教授的书我看过几本，开始觉得新奇有见地，慢慢看得多了，觉得还是那些摄影大师的作品精彩，他的文字反倒显得多余。

毛尖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是2015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的电影评论文集。里面随笔杂感的文章篇幅都不长，我几乎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子是如何在带花园的咖啡馆里打发午后闲暇时光的。不是我喜欢的作者类型和写作风格。并且，国内的各种奖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当不得真。

看书最大的成本就是生命（时间）。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投入了最大的成本，看到的却是一本“烂书”。所以，选书比读书更重要。但没有看过足够多的书，又怎么知道该读什么书呢？或许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愿意让别人先帮他读书，更在意权威人士的推荐，由别人来告诉他这本书如何，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看的原因，也或许因此才有了“畅销书榜”。所以我基本不看国内“畅销榜”上的书，因为那些一味迎合趣味的书才是风险最高的书——怎么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智力还不如你又“别有用心”的人？

有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年均7本，日本的年均40本，俄罗斯的年均55本相比，中国人阅读量少得可怜的这个现状，国内的出版传媒要负首要和绝大多数责任——出版太多垃圾，又找一帮托儿（我称之为“人民的饲养员”）来把读者当做牲口投喂这些垃圾，浪费那么多纸张，污染了精神，也污染了环境——离开学校后就几乎没再怎么读书的荻野明夫和荻野悠子们，也似乎在享受这种饲养。或许他们是在等待自己孩子来救赎。现在的孩子，肩上担负了太多他们不该也无力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