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