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被诛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对金的战与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其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也即是不惜代价，不顾国体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最终达成的嘉定和议，函首乞和是一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在开禧、嘉定之际的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成为了唯一的赢家。

史弥远专权，标志着南宋继韩侂胄之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距韩侂胄败死，仅只两年半。

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诛韩之后，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方面完全缺乏明智的洞察力，而且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他的专权之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在金国垂亡之际，竟安于苟且偷安，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然而仅仅把责任推给权相，也实在是太过幼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也是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途，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481本。

三个星期读了19本共一百多篇小说后，要读一点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以免堕入单纯的休闲阅读中。

宋史专家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这是一本关于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关键时代的时代史，也可看作宋光宗、宋宁宗父子的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历史学术著作，线索和引证原文都多，读起来慢，读一天，记一点，也不知道读几天，就记一篇是一篇。

在中国历史中，君主世袭专制政体有一个无解困局，那就是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判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如论南宋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思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得。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

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做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

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光宁之后，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