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对宗教的感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激荡着整个生命，控制着时间，在每个思想和每件作品中留下印记。”

“我一直认为人类的信仰是无形的、含蓄而现实的东西，它融于生命之中，却无法用手触摸。”

“科学的澄澈和它明晰的原理使我们神魂颠倒，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嘲笑缺乏科学依据的信仰，而自己却在被单一的思维所欺骗忘记了自己也正在迷信着什么——科学。我们傲慢的态度掩盖了一个事实——科学才是最嚣张的迷信。我们现代惯于外露的行为，已经把我们自己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割裂开来，那是连接人类无知的现实和久远的过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不安的恐惧和希望，还有不祥的预兆和断言。我们只有偶尔在梦中，才能现出那个世界的一丝朦胧曙光。对未知的恐惧驱赶着我们的思想重又跌回那令人不舒服的神秘世界里，但是我们的思想被推得越深它就一次次愤怒地欺骗性地弹回表面。它突然间汹涌而来，翻搅着，使我们宁静的感知变得模糊不清。”

“由于人的目的是多重性的，且存在冲突，因此人的行为有多种形式。人们被一个又一个的愿望驱使着，从来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目的。不满足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的行为。一次次新的愿望产生，一次次失望随之而来。冥想则是从外而内的反向路径，但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很少有人能达到最深处的圣地。”

“任何一刻所产生的念头都会体现过去的经历和无限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是过去和未来的建造者，永不停息。”

“离开拉萨与离开其它任何一个城市不同。离开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轻易地再回去，而拉萨却像是在世界之外，如此的遥不可及。离开拉萨犹如梦中的幻影消失，却不知它是否还会重现。”

作为佛教徒的图齐，在他的《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一书中，除了对科学与藏传佛教、内部世界与外部的物质追求有非常独到的看法，这还是一本很好的人文地理笔记。

例如对锡金的介绍，对西藏人物服饰的记录就非常精彩，堪为人文地理写作的范本。

[意] 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是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在藏学界、东方学界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他于1926年至1954年间先后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西藏等地进行了八次卓有成效的科研考察。《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是图齐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9本。我想把图齐的书的中文版都找来读。

上午，一位前天在南国花锦买了我们家【皂办处】手工皂的女生，带着妈妈来家里又买了几百元的皂和唇膏。顺带聊了两个小时，原来是邻居，就住在别墅区。聊到我想办社区图书馆的想法，她妈妈也很有兴趣。她妈妈是60年代生人，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温和沉静。

临走，小女生说想替妈妈借几本书去看，“关于人性的，或者社会学、人类学的”。我觉得60岁的人闲来无事翻人类学，可能会有点闷，于是抽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说关于人性，这两本书一本是一百位文革亲历者的访谈，一本是“一位自由的右派在在追赶监狱”，阿姨对那个时代有亲历，应该会有很多回忆和共鸣。然后她们还挑了两本藏传佛教入门书，一共借去四本。我开心又担心。开心是书有人看，书就是拿来看的嘛；担心是每本书都是我的宝，哪怕只是借去，但离开了我的视线，还是挂欠。

下午翻完叶辉的《书到用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1版1印。一本书掉得满地都是的书。“选择在家独自沉重思索的读书人，无疑，这样的读书人在香港是作为一种异类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阅读经验更显珍贵。”从书里延伸出来的两本书，劳拉·李的《雨的诅咒：天气如何改变历史》和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网上和书店，新书和旧书，都没有。“异类”这个词，上周去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秋蚂蚱也用类似的话说过我。我倒是觉得，对当下社会的“正常人”，我确实是“异类”；但对“异类”来说，我也只是个“正常人”。

张辉博士又在朋友圈晒他家七年级就刷高考英语真题满分的超级娃。他和太太都是博士，为人又谦卑，除了大学的教职，心力都放在了目前唯一的儿子身上，不优异才怪。春节假期于我，就是陪娃做游戏，看闲书，享受我的平凡。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里说：“根椐平均值定律，我们绝大部分人注定平凡。这样说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但真的，中等就好，生命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

作者为蔡志纯和黄颢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与这本陈庆英和陈立健的《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两本书虽然都是关于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的缘起、发展分析，但前者极尽意识形态之能，我称其为“党员干部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学习材料本”；而后者呈现了活佛转世不仅涉及藏传佛教，同时也牵涉到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对活佛转世从13世纪在西藏出现后八百多年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的梳理，我认为这个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社会本”。

但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社会本”也存在一些小而重要的问题，一是在校对工作方面，应该还可以再仔细一些；二是在活佛转世的传承表述上，同一人物的法名与俗世名、同一称谓的汉语、藏语译、蒙古语译等多种译法混用不一。转世灵童在被认定前是没有法名的，在记述中也不应称法名，但以汉地所熟知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例，书中表述为“1683年，仓央嘉措在门达旺地区出生……仓央嘉措从8岁起，开始学习文字和诵读经典……1697年9月，五世班禅为仓央嘉措剃度、授沙弥戒，并取法名为仓央嘉措。接着仓央嘉措和五世班禅一起到拉萨，在10月25日燃灯节时，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坐床典礼。”也就是说，仓央嘉措这个名字，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其14岁时才获得的。而在十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乳名为那木觉木多而济，金瓶掣签后“即由七世班禅为转世灵童剃度，起法名克珠嘉措。同时驻藏大臣孟保等还另写奏折请求皇帝批准选择来年四月十六日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的吉期。道光皇帝批准了金瓶掣签的结果和呼毕勒罕坐床的日期……”呼毕勒罕是蒙古语中的“转世活佛”。

不论是“意识形态本”还是“社会本”，活佛转世其本身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宗教领袖传承方式，终归要回到其宗教意义上，所以，后续待读的两本，一是由第二世敦珠法王著、索达吉堪布译的《藏密佛教史》，一是作者为尕藏加的《密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话说，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为重要的两个活佛体系，班禅和达赖的现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以下是根据《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整理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缘起和发展：

【社会和宗教基础】

用与常人相近的形象来表现佛陀，本来是一种为了使世人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方便法门”，不应该执着于佛就是那样的形象认识。大乘佛教认为，除释迦牟尼外，在过去的无数劫中，也有许多佛陀，未来也会有众多的佛陀。一切觉行圆满者都是佛陀。

藏传佛教注重佛教密宗。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中，显教和密教的内容构成了教理和教义最核心的部分，各教派的显教内容大致相同，而教派的区分和差异主要表现在密法的内容和密法师承的不同。因此，在藏传佛教中，上师居于四皈依之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上师比佛还重要，只有依止上师才能得到无上秘诀和加持力，他们被弟子视为与佛和菩萨无别的尊师。这种“视师为佛”的观点是藏传佛教的共同特点。上师们既是一座寺院或教派的领袖，有事信徒宗教上的老师，有事寺院的建造者和管理者，甚至还是地方世俗社会的重要人物，藏语中，对这样的宗教师父，用喇嘛（bla-ma）来称呼他们。

【首位转世活佛】

1290年，经过邬坚巴•仁钦贝的努力，按照噶玛拔希的安排，实现了认定噶玛拔希转世灵童的工作，6岁的噶玛巴•攘迥多吉作为噶玛拔希的转世，顺利进入楚布寺。这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是第一次，活佛转世这一新的事物，在噶玛噶举派中确确实实地出现了。

攘迥多吉七岁出家，受沙弥戒；十八岁受比丘戒。

作为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像普通僧人一样举行出家和参加僧团仪式，并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拜师受戒，这对后来的活佛转世形成了例规。

转世活佛拜师受戒，就必然形成转世活佛和另外一些高僧的师徒关系，转世活佛的师傅又称为一种特别的高僧的标志，后来的一些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新的转世活佛系统建立的起点，促进了活佛转世从单个向群体的演变。

【活佛转世的发展】

活佛转世首先在噶玛噶举派中出现，从作为噶玛噶举派的核心和首脑的黑帽系活佛（噶玛巴），逐渐发展到黑帽系和红帽系两大活佛并列，再到司徒、巴俄、嘉曹等多个活佛系统并列。

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噶玛噶举派施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时间最长，但是把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得最为完备，使活佛转世在藏族和蒙古族社会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教派还应算是17世纪中期以后，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的格鲁派。

1357年，宗喀巴•洛桑扎巴出生在今天青海塔尔寺所在的地方。他7岁受戒出家，16岁离开青海到西藏，广拜各教派著名学者学习显密教法。1401年，宗喀巴与自己的两位老师在噶当派祖寺热振寺举行法会，提倡整顿僧人戒律，革新西藏佛教，并开始自立门户。1409年，在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弟悉、明朝所封的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举办了首次大规模的传召法会（拉萨大昭寺正月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的达孜县境内建立了甘丹寺，从此形成了藏传佛教中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格鲁派建立后，该派僧人在前、后藏，康区、安多各地，相继兴建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早期的格鲁派重要活佛转世系统，就是从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中传出的，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的建立，也是从宗喀巴大师晚年的一位弟子根敦珠巴开始的。

在格鲁派众多的活佛转世系统中，达赖喇嘛转世系统是出现最早，也最为典型和完整。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但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达赖喇嘛”这个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和后来在西藏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达赖喇嘛活佛转世有直接的关系。

1518年，被明朝所封阐化王的帕竹政权首领阿旺扎西扎巴，将他在哲蚌寺附近的一座庄园赠给根敦嘉措。这座庄园不但是根敦嘉措有了专门的住宅，而且还有了土地和属民，简历起了他自己的侍从组织，这应该是后来的格鲁派大活佛都有的拉章组织的雏形。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根敦嘉措才成为我们今天从宗教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的一个真正的“活佛”。

1552年，10岁的索南嘉措作为根敦嘉措活佛的转世，在班钦索南扎巴的操持下担任哲蚌寺主持。由于班钦索南扎巴的功绩，加上他担任过第十五任甘丹赤巴和哲蚌寺、色拉寺主持，所以在他圆寂后格鲁派也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在哲蚌寺里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森康贡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也推动了格鲁派许多高僧开始为自己的上师寻访、认定转世灵童，促进了格鲁派众多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

1578年，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见，不但使俺答汗等蒙古首领信奉了格鲁派，俺答汗还专门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其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由此，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一百六十年之后，格鲁派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得到了“达赖喇嘛”这一特别的蒙古语与藏语相结合的称号。

1603年，14岁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受沙弥戒，时任扎什伦布寺法台的洛桑却吉坚赞任讲经师傅。以此为契机，班禅活佛转世系统走上西藏历史的中心舞台，并逐步成为格鲁派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另一活佛系统。

1622年，洛桑却吉坚赞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坐床，并为五世达赖喇嘛剃度、授沙弥戒，1638年授比丘戒。

固始汗控制西藏后，也以洛桑却吉坚赞为师，并在1645年，依照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前例，赠洛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1662年，洛桑却吉坚赞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为他选定转世灵童，从此，格鲁派里又建立了一个大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被视为“无量光佛”的化身。藏文资料一般认为，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克珠杰是第一世班禅，第二世班禅是索南确朗第三世班禅是温萨巴•洛桑顿珠，而洛桑却吉坚赞是第四世班禅。

1697年，五世班禅为14岁的六世达赖喇嘛剃度、授沙弥戒，并取法名为仓央嘉措。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9年7月，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师长马元海为专使，率兵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入藏，后由热振活佛给灵童剃度，并取法名丹增嘉措（1935—）。1940年2月22日，丹增嘉措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