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