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阻遏。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做自己的选票。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开启“三藩之乱”，反了。19岁的康熙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那不仅仅是因为在1644年，统领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绞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八两。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衡定律仍然存在。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8本。“故宫秘境文丛”六种，全部读完。

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

公元1795年，是乾隆六十年。这一年，乾隆85岁。如山的奏折，他已不堪重负；目光浑浊，他已无力再见帝国的远方。阅尽春秋的乾隆在紫禁城起起落落宫殿一角，建立了自己的退隐之所。“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但他看得见生前，却望不断身后。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兰西发生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写下《十全武功记》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成立，路易十六在第二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

周二和周四是一周里比较“艰难”的两天。周二在校时间长，早上八点到校，晚上九点值完晚自习的班离开，在校十三个小时；周四，全天除体育课外共八节课，我要上五节，其中还有四节是两个连堂。

今天守晚自习，不想备课，翻完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6本。

或许只有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由无数种小书组成的大书，称“部书”,“类书”，也称“丛书”。这样的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明代有《永乐大典》，但与《四库全书》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所谓《四库全书》，就是一部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的大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所以才叫《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约3.7亿字，而《四库全书》则差不多10亿字。《四库全书》犹如一座由无数单体建筑组成的超级建筑群，与紫禁城的繁复结构遥相呼应。在这座文字的迷宫中，林林总总的目录犹如一条条暗道，通向一个个幽秘的宫室。然而，无论一个人对于建筑的某一个局部多么了如指掌，他也几乎不可能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觉上，看清这座超级建筑的整体面貌。

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400万字，50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400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20世纪学者中，只有马一浮一人通读过《四库全书》，但也只是据说。

图书馆里，即使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16开压缩影印本《四库全书》，也有1500巨册，即使不预留阅读空间，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也足够占满一整间阅览室，让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局促。《四库全书》的珍本，全部线装，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四百六十万页，当年在紫禁城里，甚至需要一整座宫殿来存放它。那座宫殿，就是文渊阁。

周末闲翻书，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文渊阁：文人的骨头》，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5本。粗略以每本书20万字计，我的阅读量也有2.63亿字，颇感欣慰。

翻完这本写书和读书的小书，想起游学课中关于一个人读不读书会对一件事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的事——

中学游学广州组师生制定的计划里，有长隆欢乐世界一天的行程。因为与游学的主题和学术性无必要性和关联性，作为游学课教师，我认为行程天数可以不缩减，但这一天的活动须自费。学生不想自行承担这笔费用又无法说服我，撺掇随队教师Z来。她说：“我看美国游学活动也有一天的行程会去到环球影城，除了去名校学习去博物馆参观，游学过程中安排这样的环节让学生们放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国与广州，环球影城与长隆，我觉得二者没有可比性。”我说。

“环球是美国的招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为何没有可比性？”她不依不饶，最后说要把“环球和长隆是否可以相提并论这个话题放在中学部会议上大家一起讨论”。

果然，她在中学部会议的最后提出了这个议题，并得到了另三位老师的附议。我严词拒绝游学承担这笔费用，并且绝不认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一说。如果不是事关我任教的课程，此种观点根本就不值一驳。

长隆什么时候成为了广州甚至是中国的招牌了？且不说“招牌”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恰当，一个建城史超过两千年的城市，一个有信史记载近三千年的古国，二者的“招牌”怎么可能是一个建立才三十余年的旅游度假区？但凡多读几本书也不至于如此大放厥词说出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话。

上个月还从学生那里得知，Z作为上个学期的八年级历史课任课教师，一个学期的历史课就在带学生看一部有62集之多的连续剧《隋唐演义》。但凡多读几本书，也就不会拿演义当历史，拿演义改编的连续剧当历史教材了。这样的历史常识空白者是怎样成为历史教师的？这样的教学事故是怎样发生并持续一学期的？过去三年，总是有一些让人感到莫名的事。

清明节，放假一天。上周六（1号）已经全家去安顺上坟，今天在家休息。

去了一趟也闲书局。把春节后发来的10套也闲文创（每套为1本《也闲小记：2022》、一盒10枚书签和一个帆布包）中的6套带了过去，把陆陆续续付了款还没取的书拿回来，又顺手买了几本。寄存在收银台的书，今天看小票，最早的一本是2022年12月10日付的款。

今天买的都是“小书”，一是内容上不讲“大道理”，也不谈学术，只是随笔类容易读的短篇；二是开本小，口袋里一塞随走随读的口袋本，不过都很喜欢。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1印的《世界艺术欣赏：日本绘画艺术》，内里为《日月山水图》、《松岛图》、《白梅图》、《不动明王童子像（青不动）》等二十余张明信片，张张精美，可任意撕下其中一张来使用而不损坏小册子。喜欢。就是文字介绍少了。五折会员价，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留着，一本准备送给曙光老师。他在幸福学堂当了五年的艺术老师，上完这最后一个学期的课就要离开了。能和我东拉西扯几句字与画与文玩的人，在学堂也就只他一人而已（总阅读量第1310本）。

中国画报出版社“惜分飞”系列之二种：《残佛的沉睡：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佛像遗迹》和《菩萨的微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菩萨像遗迹》，2019年1月1版1印，五折会员价。这是两套明信片，均为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所拍摄的黑白照片。常盘大定（1870 – 1945）是研究中国佛教之学者，日本古建筑学家，1920年后五次来华；关野贞（1868－1935）是日本的建筑史家，在中国建筑与美术史方面颇负盛名；两人合著有《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册》。这“惜分飞”系列之二种，都是几十张明信片装在黑色缀金的硬纸盒里，只是看看就觉得厚重。大爱。可惜无人可分享（总阅读量第1311、1312本）。

海豚出版社“故宫秘境文丛”两种，祝勇的《慈宁花园：艳与寂》和《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硬面精装口袋本小书，4.5万字的3.9万字，2015年11月1版1印。海豚出版社的精装书都漂亮，如果不是五折会员价，简直就是抢钱（总阅读量第1313、131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