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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432】《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读书记】学不足以遂志的王安石

昨天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画我读书,李洁非《古史六案》没读完,《王安石变法》一案,分析比较考据多,信息量大,结论有新知——

通过设条例司,神宗赋予王安石以财利制度更创权。后者手操这台他专用的国家机器,开始变法。变法中陆续颁布的影响最广、与所有民众关系均甚直接者有八,短短数年,变故踵续,波及千家万户,反对四起,抗议不断。新法缘何差评如此、孤立无助?右正言李常传达了普遍心声:“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剥民以无度”。以“理财”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不从汰除弊政入手,却着眼于百姓腰包,这些变法条款一设计出来人们就发现是在赤裸裸地夺民之食、与民争利、增加民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变法严重斫伤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当今论者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

世上之事不论以何种美名出现,但凡唯我是从就必入斜途,其所施行亦必祸事。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异见人士打成“奸党”,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视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者真正可悲的一面。

神宗“自视眇躬”,王安石则向以当世伟人自居,故神宗以魏征、诸葛亮比王安石视为褒奖,而在王安石看来,自己起码堪比孟子。所以,比为韩愈也好,比作魏征、诸葛亮也罢,与其说令他引荣称信,不如像是遭到了贬低。王安石论事,素喜居高临下,发踔远之言。人目为不切实际,他却以为高屋建瓴。志大才疏、视己过高,以为博古通今足以经世济国,然实践证明他的很多做法有违常理,以至缺乏常识。连想护着他的乡党陆九渊都叹息:“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变法方案措施基本抄袭秦火之后汉代伪书中的关于周代的记载,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变法中,王安石还公然将国家制度与个人权威相绑缚,逼迫天下士人学子研修,运用某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此做法在古代绝无仅有。《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这一点,为秦、明统治者不及

探变法导入歧途之由,回避不开王安石的个性缺陷。然而言其个性缺陷,并非为造就其品质丑陋。个性缺陷严重,不等于品质低劣,这应当分清。名儒刘安世曾对门生言:“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金陵即王安石,老先生则为司马光,刘安世昔从学司马温公,故如此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自始至终未诟病后者品质。作为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评王安石操行与其师“略同”,足见对其操行的佩服。似此高风亮节者而能害世的现象,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和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两本在书架上在向我遥遥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