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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藏必厚亡

我读书醒得晚,原本今年要尝试学习版本学,可“如今学习版本学,已无此际遇,书肆上宋元旧本久已绝迹,明本也是寥若晨星,偶一见之,也多是当年藏家不屑一顾的万历以降刊本,加上令人咋舌的天价,”只有借贾二强《共续藏书纪事诗——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文中一句,自叹生不逢时了。二十年前还有“书肆”,现如今连实体书店都开不下去,更遑论古籍、版本,只好在各种“书话”中寻觅三两故人旧纸。

高老七,忘其名。肆设曲水亭路东,门市房一小间。五十年代初,以老病去世。其家人清理店房,店中旧存唐造像残塔,高二尺馀,方尺许,生前悬高价不售,至是弃置道旁,无人过问。——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刘伯峰,名峙,工书法,精版本目录之学,藏书甚富。其所藏明刊精图《吴骚合编》、傅山手校《隶释》等善本,辑印于《四部丛刊》行世。晚景凄凉,藏书散出殆尽。——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朱彝尊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藏书,每每钤印于卷首,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镌白文十二字日:“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他原本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昆田继承藏书,不料昆田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呜呼,今吾子天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藏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朱彝尊已经预见到了藏书的归宿,他死后,曝书亭的藏书只保存了几十年。据《蒲褐山房诗话》记载,竹垞的孙子稻孙晚年贫不能支,藏书陆续散佚。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竹垞后裔进呈珍本六十九种,最终著录五种,存目二十八种。《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词臣》记载,朱彝尊死后,曝书亭废为桑田,南北坨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存,只有圆额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许竹垞老人还在脊恋着他的八万卷藏书吧!——刘玉才《朱彝尊与曝书亭》

赵宽去世后,其藏书即散尽。光绪末年曾与赵宽同在端方幕中的叶景葵记道:“天放楼馀籍,去年(1939)经京贾囊括而去。”(《卷盦书跋·赵君闳行略》)赵宽小脉望馆藏书主要就是天放楼藏书,所以叶氏有此说。——江庆柏《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以上所引,俱为《藏书家(第2辑)》中文章。读来只叹一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6月1版,2011年6月2印,定价8元,9.6元淘来。虽然购价高于定价,但还是控制在10元以内,也不心疼。入手价比定价高的情况在我买书也是比较常见,但总体比例并不高。之前1988年齐鲁书社《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张评甲本)、1996年群众出版社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三册,还有重庆出版社1987年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都是以定价数倍至10倍价购入。

这本《藏书家(第2辑)》,右上切角。我以为是哪家图书馆或学校故意为之的处理残本,但翻遍全书也不见一个印戳。查了这个系列其他辑,发现原来就是切角版。为何如此,也不得而知,或许像毛边本一样,是故意为之一特色罢。扉页是书法家于植元和梁修“友情题辞”,可惜认不得于植元的字,梁修的大概识得个七七八八。梁修题的应该是“姓字犹闻书画香,贞珉触手意凄凉。海源秘籍久星散,空对冷红话弄藏。”我对书法一窍不通,还好句读勉强有那么一点点从小蹲在马路边边翻文言文旧书似有若无的基础。扉页名家题辞这个做法,在谢其章的《书蠹艳异录》中也读到过。梁得所创《小说》半月刊,第三期开始每期扉页有名家题字。第三期扉页题字是郁达夫的诗稿《临安道上书所见》。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这幅字是一首绝句:“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朴晴江。”刊于1934年8月1日《小说》第五期扉页。这诗原是鲁迅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

翻完《藏书家(第2辑)》,深觉有趣,就又生起不安分的心思,想收齐全套26册。然而,第一辑齐鲁书社1999年1版,定价8元,售价视品相已为40至200元不等,其余24册售价亦不低。钱包绝杂念,也是好事一件,随缘遇书吧。

书生寻迹

下午打球回来,在晚饭前看完欧阳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晚上枕边书就换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还有前天翻完的苗壮《才子佳人小说简史》,这三本都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1版1印,前两者是“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之二种,后者是“古代小说分类简史从书”之一种,都是淘来的旧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除了“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五种和“古代小说分类简史从书”六种,还出版了“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从书”五种和“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从书”七种,四套从书共二十三种。从已看完的《古代小说版本简论》和《才子佳人小说简史》这两本来看,四套从书都值得收齐来一本一本慢慢读。与卷帙浩迭的查阅资料和动辄几十上百万字的大部头相比,这样10万字以内的简史简论,更适合一般读者粗略了解这些又偏又冷的专门领域。又起心动念了。头上悬着“三尺剑”,如果这三月内食言买书,《郑珍全集》就抱不回来了。浮生如茶,破执如莲,戒急用忍,行稳致远,忍一手。再说这四套书虽说印量5000,但出版年头有点久了,至今已15年,最主要还是偏冷,连豆瓣上都只收录了三两种。要慢慢找慢慢遇,读书找书,要靠耐心,还要缘分。

缘分这种事,就像听说过几十年但从来没去读过的一本书,在短时间内因缘聚合不但读了还校注一番,又在好几处不断读到相关内容,让这本书再次得到丰富而渐渐立体起来,说的就是《孽海花》。
1月,把听说过差不多三十年但从来没想过要去读的《孽海花》校注了一遍。然后在2月偶遇冒鹤亭《孽海花闲话》,才发现这本小书可算作“《孽海花》阅读指南”,读《孽海花》要配上《孽海花闲话》一起,就好比吃凉拌折耳根必要糊辣椒面,才算登对,也才入味。今天,再在欧阳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遇到《孽海花》——《古代小说版本简论》在《古代小说的原本与补本》一章用七页篇幅追溯了《孽海花》的版本源流:

“《孽海花》的创作延续时间特别长,成书过程又特别复杂,也有一个原本与补本的问题。就《孽海花>的“起发”和“造意”而言,金松岑是第一位作者。始刊于《江苏》第八期的《孽海花》,作者署“麒麟”,这个本子是《孽海花》的原本。曾朴是《孽海花》的续成者。光绪乙巳(1905)《孽海花)小说林本题“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这个本子是《孽海花》的补本。但曾朴在晚清时只写了二十五回,姑且称之为“前曾本”。直到1927年,曾朴对前二十五回作了修改,又续写了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这就是《孽海花》的“后曾本”。如果不弄清《孽海花》的复杂版本,就贸然对作者的政治观和世界观作出评价,是必定要出错的。

金松岑(1874—1947),江苏吴江人,1903 年参加爱国学社,成为“高谈革命”的活跃者。应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江苏》之约,为与拒俄运动相配合,他创作了“政治小说”《孽海花》。按原先的计划,以曾任驻俄公使的洪文卿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集中反映有关“俄罗斯之外交”等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等,目的是鼓吹以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满族的统治,光复汉族。但金松岑在写好前六回,并公开发表前二回以后,感到“小说非己所喜”,经过协商,就把全部写作工作交给了曾朴。《孽海花》的前六回即为“金本”。金松岑笔下的《孽海花》,是倾向强烈的政治小说。如果据此推崇曾朴“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表示了种很强的革命倾向”(阿英《晚清小说史》),是不符合实际的。

金松岑写成的前六回书稿,于1904年交给曾朴以后,曾朴就“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曾朴承认,在他的修改本中,还存在一半原稿的成分。《孽海花》的一、二回,因有《江苏》刊本在,“金本”的面貌十分清楚,但三回以后的旧稿已经不存,只能在曾朴的修改本中寻觅“金本”的成分了。

曾朴(1872—1935), 江苏常熟人。曾朴不像金松岑那样与现实的革命运动有密切的联系,更不具备金松岑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激进精神。他倾向于脚踏实地地从事文学教育活动,以“养成多数完全人格的百姓”。加上他与京中诸名士多有交往,二十一岁捐内阁中书时,住在岳父汪柳门宅中,常出入洪钧家中,并初识赛金花于北京,所以,《孽海花》由金松岑那里转到曾朴手中,就立刻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从一部“适应当时形势需要”,“揭露帝俄野心”的政治小说,变为“以赛金花为经,以清末三十年朝野轶事为纬”的历史小说了。

金松岑原来的叙事,以戊辰(1868)洪文卿中状元为开端,但书中所要包括的政治外交事件,时间拉得很长,而且除帕米尔界约事件以外,都与洪文卿毫无联系,很难组织成一部小说;而曾朴则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把以洪文卿为代表的一代名士作为小说的真正主角,写出由“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和“革新时代”等前后贯串的历史演进的大势,这是理解“曾本”《孽海花》的关键所在。

曾朴1927年后出版了《孽海花》三十回本和三十五回本。这种《孽海花》的“后曾本”,正是现在的通行本,许多研究《孽海花》的人所用的多是这个本子。后曾本《孽海花》的特点有三,一是删改,二是添加,三是续作。这三项工作虽然都是曾朴对自己作品的改动,但由于中国历史政治的重大变化,为“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曾朴改动自己昔日的作品,也必定会产生质的变异,这是千万不可忽略的。

《孽海花》的精粹,是写于1907年以前的“前曾本”——小说林本,因为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要传达的独特而鲜明的思想情感,而且也具备了相对独立的有机艺术结构,“今天我们要研究考察这部书在近代文学史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事实上不能不强调保持原来面目的小说林本,而不是后来流行的经过修改的真美善本”(魏绍昌《<孽海花>的两种版本》)。”

一本小说,究其源流、版本尚有如此学问在内,如果不能弄清楚,就会“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了(张之洞《书目答问》)。

段玉裁说:“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后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难》)读书的第一件要事是讲求版本。上学期末做工作总结时,模板上有一个“新学期最想学习”的选项,我填的就是“版本学”。

版本学关注的是同一书不同本子的差异:从物质形式上考察其版式行款、字体刀法、墨色纸张、装帧形式、藏书印记等;从文字内容上考察其雕版源流、传抄经过、是否原本、是否真本、有无增删、有无评注等。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为了鉴别版本的早晚、真伪和优劣。“得一书必推求本原”,考订版本源流,推究版本发生发展的过程,理顺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比较各版本的异同优劣,是版本学的重要任务。版本学,实在是一个太枯燥、太有趣又太挑战的事,就是做书的侦探——循着一点蛛丝马迹慢慢重现和重现一本书跨越百年甚至千年,从无到有,从出生到消亡的书生——书的一生,从而使读书及学术研究建立在可靠的版本基础之上。

最近半年,作读书笔记时,都会将读过的书的出版社和版印时间一并列出。但这个与我想学的版本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现代印刷出版,不会标注版本源流,版权页上所谓的1版2版也通常并非该本图书的初版、再版,只是某出版社自己的1版2版,所以记录这个版印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前段时间说过,我启蒙得晚,开始读点书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所以没底子没学问,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宋版殿版古籍,关于版本一说,是无见闻也无见识。这个记录,只是作一个时间标记和训练自己多关注版本而已。

看完欧阳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我版本学的学习之路,也误打误撞就这么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