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创建明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其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明朝乃至以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这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做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乡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类，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万历十五年（1587），历史上平淡的一年。万历继续荒怠。帝国的大臣们，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