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大不一样的。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

在动荡的时局中，观察人物理念情怀之善变，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启超。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他：“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允为实论。百日维新失败，梁氏流亡海外，亲见革命党旅美华侨势力雄厚，一变而声称膺服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藉《新民丛报》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宪之说潜势吸收会党成功，一变而发布《梦俄罗斯专制》一文，便抛开共和了。民国成立，梁氏应召入京，一开始又倾心与共和，再变而主张改《约法》，改终身总统各制。从一个阴谋论的角度来说，这是“长袁氏君主独裁之欲”——就算勉强说得通罢；待筹安之会大兴，帝制之议起，梁氏又三变而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劝罢帝制。《后孙公园杂录》接着说：“四变而已再造共和自命，门徒党羽，连兵西南各省，梁先生亲自出马，赴肇庆军务院都司令部矣。彼盖默观全国人向共和，故又主张恢复共和，乘此号召权位也。”

另一个转机百出的是黎元洪。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肱股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家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其间顶着“活菩萨”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张大春《南国之冬》，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1版1印，19万字。张大春《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南国之冬》的“春夏秋冬”系列最后一本。总阅读量第1335本。书中多次提到官至四川总督、直隶总督的清末名臣贵阳人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这本书在架上插了起码有5年，还一直没有读。

明日中学部六周测评，我的试卷昨日已准备好。今早中学第一节课结束，回到小学部打印出试卷，余日无课，偷得浮生半日闲，读书一本。《民国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一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一月四印，二十一万字。读的第二本杨早，另一本是《说史记》，也是民国史。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呈现辛亥革命在聚光灯没有照射到的地方的细碎，也有不堪。时也，势也，天下大乱，英雄刍狗。

放学回家路上，聊起今早学生好奇又再次打听我曾为不良少年的往事。我给他们说，这些年，我全靠阅读和写作自救。学堂的老师不是博士、硕士就是名校毕业，相当部分还是国外留学归来，我这连香港都没去过的上世纪末高中毕业生能给你们上课，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我比其他老师多读了一千本书而已。

说到读书，数了我的豆瓣读书记录，截至今日这本《民国了》，二〇二一年读了一百三十八本书，今年最多也就在一百四十本，读两百本书的目标落空了。二〇二〇年读书一百五十一本，二〇一九年读了一百〇二本，二〇一八年读了一百一十二本。应该读书的数量要一年比一年少才对。读慢一点，才有多一点时间消化和思考。还是一个“贪”字。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

周五下午，太座去参加单位安排的国庆七十周年活动——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电影要下午六点才散场，我和花卷回家自然没晚饭吃，于是放学后我们俩早早先下了顿馆子，吃饱了饺子再去二十四书香书店。

一进书店，花卷就找了一本《红楼梦》抱着上了二楼，坐在角落看书陪我。

二楼的两架新特价书，每次进店我都要去扫荡一通。每次自然都“贼不落空”。上次淘到一本迈克尔·夏拉的《决战葛底斯堡》，书被水浸过，但无污渍，定价52元，标价8元。入手一周后，七年级的小树在我的课自修了一个“美国南北战争与黑奴的关系”的课题，这书就转送给她了。

这次发现一本姚一鸣的《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封面有一元硬币大小的破损，书页有水渍，定价39.8元，特价5元，赶紧霸在手里。自己小时候是没书看，年轻时是没看到好书，现在早餐一碗肉沫面都要12元，一本两百多页十九万字的书才5元钱，这真的是在用买餐巾纸的价格买书，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

淘得正沉迷，老板秋蚂蚱轻手轻脚走来眯着眼说：“我理了一个星期的旧书，不一样了，来看看。”

“好，看完这两架就去。”一定又翻出来好东西。

翻完两架书，太座的电影结束来找我们。离店时，请前台把我周二通过微信定购的《周素园文集》一并取来结了账。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绿色硬皮的《周素园文集》，印量不算多，1100本。书店开业前我去当义工整理黔版书时就发现了。106万字，1414页，字典一样厚厚一大本，定价45元，书店标价60元。我一向买不起不买售价比定价贵的旧书，并且十几本堆在一起，想来短时间不会全卖掉，逡巡大半年，一直憋着，不下手。

上周梳理课程框架，觉得讲到民国，贵州毕节人周素园这座高山是肯定绕不过去的。这位老先生一生79年，经历过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并且和当时许多著名军政人物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还有民国时期贵州的兴义人何应钦、王伯群，桐梓人周西成、王家烈和安顺“一门三中委”的谷家三兄弟，都非常值得一讲，于是未雨绸缪，终于还是入手这本大量一手史料的老书。周素园的外孙女赵明和的《我的美国表姑——“圆房顶”下的今人与往事》，在我书架上也快一年了。这时回头再去读一遍，肯定又有新收获。话说，书里的“圆房顶”，就是位于贵阳市区护国路口那栋，有一个圆柱形塔楼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

提到王伯群，我记得在二楼“黔籍黔版”书区看到过一本汤涛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当时没入手的话，那应该就是这本书不便宜了。这种档案馆编选的史料选辑，选人，估计一年也卖不出去两本，我再憋一下应该也没关系，说不定哪天去就特价了。

两本书共65元。每周到书店至少一次，是构成一个愉快周末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周继续淘书，毕竟老板新理的旧书区我还没有去翻拣过——再说，逛书店需要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