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一封被公开的家书，妻子对狱中的丈夫这样说道：“我最终想通了，每个人都有各自坚守的东西，一条不为取悦或是顾及他人而改变的底线。我也有一些无论你怎样请求，都不会改变的东西。所以，今天的结果我并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并不是因为你所坚持的东西在我看来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命运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选择坚持而放弃其他一切的这一步。”

这段话之所以让我动容，是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常人的视角。我尝试体会她作为妻子的幽怨和郁闷，理解她作为普通人的无奈与喟叹，同时赞赏她作为勇者的不悔与豁达——既然命运将你我推到这一步，剩下的便只有接受，恰如古希腊悲剧反复阐明的那个道理：“既然事情非如此不可，那么好，我现在就来完成你的意愿。”

——《勇气从何而来？》

嫉妒者从不指望在积极的意义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他们只想在消极的意义上获得平等的地位——既然我没有得到那些东西，那么你们也必须放弃那些东西。与其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赢得被嫉妒者的品德、荣誉、财富和地位，不如把他们拉平到和我们一样低的位置。正因为嫉妒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康德才会把它称为“憎恨人类的恶习”。

——《嫉妒、怨恨与愤恨》

波兹曼这样总结奥威尔与赫胥黎的不同：奥威尔害怕的是，书籍将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担心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奥威尔害怕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的是，有人将给予我们太多信息，使我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害怕真相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相将被无关的信息汪洋所淹没。奥威尔害怕我们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赫胥黎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痴迷。《1984》中，政府用制造恐怖的方式来支配大众，《美丽新世界》中，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法来支配大众。在奥威尔看来，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而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波兹曼说，对未来做出正确预测的不是奥威尔而是赫胥黎，因为，专制虽然会造成精神毁灭，但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没错，这就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变形统一体：面对左手是恐惧、右手是娱乐，两手都很硬的政府，人们除了束手就擒，别无选择。这样的支配才是最彻底的支配，因为处于恐惧威胁下的娱乐会最疯狂，而癫狂至死的娱乐反映出来的恐惧也最极致。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人类将同时被自己所憎恨的和所迷恋的东西所毁灭。至于谁能摆脱奥威尔，谁能摆脱赫胥黎，谁又能同时摆脱他们俩，只有天知道。

——《美丽的1984》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其实有一个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

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古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这就是文明。

关于文明，依迪斯·汉密尔顿在她的《希腊精神》里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文明、真实的生活、正义，这些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问道：“如果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如果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正义的人？”苏格拉底说，我们正在讨论的不是小事情，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大事。虽然这座城市的雾霾浓重得让人无法呼吸，虽然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被消失，或者选择用脚投票逃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度，但是我却始终相信，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借口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