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华书局2018年5月1版，2021年6月3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了梅贻琦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日记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但因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所以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日记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作为日常闲书来读，就大可不必苦大仇深，反而会从琐碎里面读出一些“人味”和有趣来。如：

“早九点后起，殊感不适，渐觉作冷。至午前十一点余，冷益甚，乃上床盖被三四重，尚不觉暖，而冷至发抖。至一点余，冷渐止，而烧作矣。三四点时，徐大夫来诊视，烧至三十九度余，嘱食Quinine，每次两粒。（繆云台夫妇约作旧年除夕宴聚，郁文携彬、彤同去。关雨东饭约亦谢。）”都病成这样了，还能记录下来几点烧到多少度，这不是自律，是“肌肉记忆”罢？！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随手随处，皆是好景致。

“昨晚甚闷热，但上床即睡去。清早醒来发现帐中有二蚊，俱是满腹热血，惜贪食过多，飞转笨重，竟因口服而捐生矣。”两校的校长，经常跑警报不说，每天应酬频繁、校务繁重，竟在日记里“惦记”两只蚊子，足见真实。

昨晚睡前，给幸福学堂Y校长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夜枕边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民国时人物，很多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记录，虽然琐碎，但更显真实。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在公众号开一个“幸福日记”之类的“纪实”栏目，哪怕每天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宣传和招生的“亮点”？毕竟，现在能好好说话不喊口号，有笔力又保持阅读和思考的校长，寥如晨星。”发者随心，回者随意。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总阅读量第134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