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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434】《易中天中华史:铁血蒙元》

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铁血蒙元》第四章)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四本《铁血蒙元》,二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1版,2021年11月24印。总阅读量第1434本

【读书记1433】《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徽宗一朝,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崖山一战,随着陆秀夫背着的小皇帝一起跳进海里的,除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还有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者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三本《风流南宋》,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1版,2020年10月16印。总阅读量第1433本

【读书记1432】《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读书记】二刷《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远的山水画,捉摸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就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应该在六十至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一般都还不到十万。并且,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两宋的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商业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考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一本《大宋革新》,七年前(2017年4月11日)读过,结果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