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华书局2018年5月1版，2021年6月3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了梅贻琦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日记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但因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所以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日记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作为日常闲书来读，就大可不必苦大仇深，反而会从琐碎里面读出一些“人味”和有趣来。如：

“早九点后起，殊感不适，渐觉作冷。至午前十一点余，冷益甚，乃上床盖被三四重，尚不觉暖，而冷至发抖。至一点余，冷渐止，而烧作矣。三四点时，徐大夫来诊视，烧至三十九度余，嘱食Quinine，每次两粒。（繆云台夫妇约作旧年除夕宴聚，郁文携彬、彤同去。关雨东饭约亦谢。）”都病成这样了，还能记录下来几点烧到多少度，这不是自律，是“肌肉记忆”罢？！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随手随处，皆是好景致。

“昨晚甚闷热，但上床即睡去。清早醒来发现帐中有二蚊，俱是满腹热血，惜贪食过多，飞转笨重，竟因口服而捐生矣。”两校的校长，经常跑警报不说，每天应酬频繁、校务繁重，竟在日记里“惦记”两只蚊子，足见真实。

昨晚睡前，给幸福学堂Y校长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夜枕边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民国时人物，很多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记录，虽然琐碎，但更显真实。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在公众号开一个“幸福日记”之类的“纪实”栏目，哪怕每天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宣传和招生的“亮点”？毕竟，现在能好好说话不喊口号，有笔力又保持阅读和思考的校长，寥如晨星。”发者随心，回者随意。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总阅读量第1349本。

这几年淘到的二手书中，不乏品相全新的。十几二十年的“老”书就像上个月出版的。这样的书，我翻读时会刻意留下一些读过的痕迹，如勾画有所得或共鸣几处、批注几处并用彩色标签纸标记。因为没有人读的书是孤独的。我们互相等了这么多年才相遇，互相成全。

安德烈·纪德的《纪德读书日记》，刘铮译，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之一种，2020年9月1版1印，我以定价的三折淘得。几乎是全新（我没有发现任何被翻阅过的痕迹）。用了两个晚上读完。发现写读书日记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1891年8月7日，纪德在日记里写：“此刻，我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从旅途的第一天开始读，在最后一天读完。我相信自己从未如此全身心地在书里生活过。”我忍不住在旁边批注：我的《战争与和平》何时开始？它一直在书架上等待，等待被拿下，翻开。

1894年10月，纪德在读莱辛的传记。他在日记里写：“我必须把他这些了不起的话抄下来：构成人的价值的，不是他拥有或他以为拥有的真理，而是他为赢得那一真理而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人不是凭拥有真理，而是凭追求真理，才增长了能力，完善了自己。”我在旁边写：我也想读这本书，但我知道我肯定读不完。

1909年12月3日，纪德在日记里写：“体面的人和恶棍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体面的人变成恶棍这一事实，即可怕又真实。在通往‘罪恶’的道路上，只有跨出第一步是艰难的……要是我停止了愤怒，那就是我开始老了。”我在旁写：我见过道貌岸然的往往衣冠禽兽，满嘴男盗女娼的往往纯良。我的愤怒之火，已熄灭了大半。

1914年7月11日，“天热得要命。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读《呼啸山庄》，今晚我差不多就读完了。”这个读书的借口，委实可爱。

1914年8月22日，“在散步时读叶芝为布莱克诗集写的序。”多像我们在散步时，边走边刷着手机。
边读边批注，就像是一场穿越一百多年与纪德的对谈。

他娘的二娃在困觉，他娘在收拾乱得每天像被台风过境数次的客厅，大娃在房间读书，我在搓衣服。生活不止是诗和书，还有被正午的太阳烤得颈根毛焦火辣，和满手新鲜鲜黄艳艳的，二娃的屎㞎㞎。

昨天去了也闲书局。从门口看进去，书局就是一张在嘶喊的嘴巴，新进的堆山的书是喉咙里的扁桃体，还肿大。我觉得店长最近可能也一样毛焦火辣，否则正在南京过六十岁生日，每天花天酒地赏名胜访名人的局座秋蚂蚱，也不至于被在贵阳的店长“跨省”让写一篇推文，给重启读者群一个说法。

要重启读者群，是因为“理想中的读者在群中遭到阻击”而解散了之前的读者群。这话说的，好像新建一个群，读者就不会被阻击一样。真是太理想了。

终于，还是又建了读者群，“有老读者的要求，更多的是书店导购的需要。”从年龄来说，我应该是老读者，我也需要书店的导购，因为我相信他们的眼光和品味足以引领我。于是再次，主动进群，潜水，不敢说话。

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都讲了是售书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分享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和不健全的观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还是又想起了杨笠。

今天群里推荐了三本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周国平《人与永恒》，周立民《躺着读书》。“他称钱钟书为‘天下第一等尖酸刻薄之人’；他讽刺老舍给夫人‘约法两章’其内容放到今天是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其书中的大人物描写让人体会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总是有些恶趣味。被这段推荐语吸引，在也闲书局的微店里买了《躺着读书》，定价四十八元，微店售价二十八元八角，才六折，比会员价还划算。想来拿作枕边书，就真是躺着就有书读了。书先暂存在收银台，等个把月鸡零狗碎又买了十几二十本，肉身还是要去一趟。就像昨天，去取了上个月买的十几本书，还淘到中华书局繁体竖排一九六一年版《太平广记》一套十册中的第四、九两册，顺便看了看店里各位未来同事。毕竟这关系到我退休后精神生活的高、宽和厚度——作为图书管理员，我的领地已经沦陷了，因为书架上只能出现指定的100种书。书架变成了思想的牢笼，阅读的自由和自由的阅读已不存在（好像它们存在过似的）。

我的规划是这样的：等娃娃大了，我也退休了，就去也闲书局打工罢。搬书、拆书、理书、卖书、包书，学奥威尔写日记不荐书，专门吐槽老板和同事，吐槽买书挑三拣四的顾客、看书不买书的伪君子和那些除了教科书就只阅读诸如什么路牌啊，头发护理说明啊，快递收、寄件人地址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却在教书的老师。至于报酬，每天发我一百元原价购书抵扣券就行。喜欢的书我就抵扣来回家躺着读，读完翻旧了就塞回店里的二手旧书区去卖。

要过上这样的人类高质量退休生活，书店就必须活得比我滋润且久长才行。要想书店活得长久，就要有人读书、买书，而且要越多越好。好在处处遭到阻击的读者，还拥有像也闲书局这样不多的几处避难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图自也闲冬梅姐高

清早起床，洗、晾了衣服，到书房读完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最后两页。

黎庶昌（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早期与莫有芝师从郑珍。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上书论时政，以廪贡生得授知县，入曾国藩幕，名列“曾门四弟子”。曾署理吴江、青浦等县知县。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游历了比、瑞、葡、奥等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丁忧返国。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服阕，职使日。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任满归国后，曾任川东兵备道等职。《丁亥入都纪程》为光绪十三年（1887）黎庶昌服阙入都销差时所作日记，记载了他从遵义出发取道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入都（北京）一路的见闻。行文记沿途山川古迹时，尤重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学人游记，也是一部有资料有考证的地学游记。

《丁亥入都纪程》我有两个版本，仔细读完的这本是朝华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硬面布面精装，据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海战）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本，原书阙页四，竖排繁体无句读。全书区区三万六千字，不过是我日常一个小时的阅读量，这次却逐字逐句读了整整两个星期，其中提及的人名、地名、书名，都一一查证、注释，还有七八处判断为“通假字”，是我记忆中完完整整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完成读、校、注的第一本文言书籍。为此，特在书后空白页题跋：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晨，历时两周，一字一句校释读毕。知新温故历史掌故若干，又校出通假字七八处，自忖文言文阅读理解略有进步。其间，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第五辑中《丁亥入都纪程》对照，该丛刊版无注释，无译文，仅止句读，然断句亦有数十处不妥或可商榷处。故，除选题甚佳，装帧亦佳外，几无可取处，实乃绣花枕头。“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版，为据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活字排版印刷《黎氏家集》中《丁亥入都纪程》点校，简体横排。

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题跋。写完这篇读书笔记，又从头再读了一遍《丁亥入都纪程》。

我做事热得慢，遇事反应慢，在当机立断眼疾手快上，差太座太远。昨天在微信里抢购书券，我一无所获，而太座斩获乐转城市书房六百元和二十四书香书店一百元共七百元购书抵扣券。不服不行。

“下周你生日。”太座提醒。

“哈！正好，当我生日礼物。”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了。

今天早餐后，背上背包进城“血洗”两个书店，共洗来书二十本，我的十六本，女儿四本。

乐转城市书房十种十四本：

唐浩明《杨度》上中下三册，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七年一月一版一印，一四九一页，一百五十二万字，定价九十九元。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精通法学。他参与过公车上书，是满清四品官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党。买这套书，想了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将一个人生活成十八种。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书”之一种，架上唐德刚作品第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二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印，七百九十八页，六十六万字，定价一百四十九元。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述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及所参与的军国大事，由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白先勇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十月一版一印。特别赠送白先勇签名版藏书票和台湾书法家董阳孜手书条幅。我架上有《台北人》，这是白先勇的第二种，应该不错。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一版一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

鄢敬新《尚古说印》，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应该是一本印章和钤印入门书。反感书店将书塑封，无法探知内容，又不好意思在书店里摸出手机搜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对纸质书的亵渎，所以就只好根据封面封底设计来盲测。内容怎么样，读过才知道。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二零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完成。这本书是我今天采购书单上唯一店里有的书。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印。买这书的目的，就在书名——我想变成有钱人，是什么阻止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今天在书店，我对太座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也不算贫穷，现在我真正感到缺乏的不是金钱，是时间，每天用来读的时间还是太少。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江西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二月一版一印。关于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据说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这下三部曲齐聚，《瓦尔登湖》读过，然后就是去继续读书。

维罗妮卡·亨利《夜莺书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零一七年五月一版一印，一部关于书店的小说，我猜；妮娜·乔治《小小巴黎书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二零一八年四月一印，一本煽情的关于书的畅销书，也许；费莉希蒂·海斯-麦科伊《世界尽头的图书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一印，借书和图书馆为道具和场景的治愈系小说，大概吧。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七月一版一印，“青鸟文库”口袋本之一种，凑单的。

二十四书香书店两种两本，虽少但是今日淘书最佳：

黄裳《古籍稿抄本经眼录：来燕榭书跋题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裳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所撰藏书题跋尤见功力，为文献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重视。这本书是我架上黄裳第六种，可作为我“野外自学”版本学周边资料收藏。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朝华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竖排繁体，“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甲午秋日刊于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无句读。光绪甲午即中日甲午战争那年。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贵州遵义人、郑珍的学生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架上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第五辑录有日记四种，《丁亥入都纪程》其一，横排简体，不如这个版本佳。

罗兰·巴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

《原样》，或者《太凯尔》、《如此》是一本什么杂志？不知道。没关系。

或许罗兰·巴特和《原样》都是一样的乏味。因为两者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认知领域，就在罗兰·巴特乏味的《中国行日记》里。感觉乏味的东西，当然没法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完。虽然这日记是了解1974年中国“批林批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下社会生产、生活和人物精神面貌的一个异域角度，但这并不能代表这日记就不乏味，何况还是碎片化的记录（自己的记录，自己明白就行了，本来就不是发表的东西）。

这本书，之前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三楼的书架上，我见它过几次，也抽下来翻过两页。去年底买回来，想看看一个外国人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史是什么样的。果然，“集体听广播，在农业灌溉时阅读大字报”；“天真的中国中心论”；“车间里，都是妇女，都不漂亮，她们都不说话”；“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还有“不要拍大字报，那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哗哗翻完这本日记除了这些碎片还有什么的话，就是一个片段了：

“‘我们想参观白马寺。’

——不巧，正在维修。弗朗索瓦·瓦尔发火了。”

其实建于公元前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庙白马寺，此时不是在维修，而是已在文/革中被毁。1973年西哈努克想去白马寺“朝圣”，但此时的白马寺不但佛像已被砸掉，寺院也几乎是一座废墟。于是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中的全部文物被调拨到白马寺。这个调拨搬迁工作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尊佛像（其中还包括一套元朝干漆造像），百来件暖阁构件等被从北京运到了白马寺。然而西哈努克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到。

李谧在一千五百年前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如果拥书十万卷会如何？

昨晚枕边书，随手从书架抽了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睡前最好读点轻松的。也许。之前看《安妮日记》，努力了两次，每次都读不到第十页，完全无法进入，即便它是独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和经典，最后我把它捐给了学堂的图书馆。

十一点上床开始翻书，到口渴起来喝水、屙尿，抬头看墙上的挂钟，竟然已经凌晨一点。不想第二天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赶紧合上书睡觉。

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后，一进书房，还是一股蒜味。开窗通风，又点了一盘藏香，接着看《书店日记》。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喜欢每天早上的这段闲书时间。

蒜味是昨天晚饭后，一家人在温暖的书房一边闲聊一边各做各的事。女儿听故事画画，我翻闲书，把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翻第二遍，太座剥蒜头，今天炒辣子鸡要用。我说：“今天的书房有些五味杂陈啊。”

“人生本就是五味杂陈”太座说。辣子鸡是太座的“辣”手好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辣子鸡，没有之一，尤其是里面的蒜头，香软糯，一锅鸡的精华美味全被吸收在里面。鸡她们吃。

中途在八点半吃早餐，和女儿背古诗，午餐烧烤后洗完碗，又一路不停看到下午三点，就像在游乐场玩溜索，四百一十五页，二十六万字一溜到底。

手上肖恩·白塞尔的这本《书店日记》，应该是去年的年底书店大促销时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1版1印。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一家名叫“书店”的书店店主日记，拉拉杂杂的流水账让我欲罢不能，想来可能是因为我的居住环境和书店所在的威格敦有点相似：都是乡下、小镇，镇上人都不多，环境都还算不错；与威格敦相比，我住的这里的不足之处就是那里书比人多，这里唯一一家独立书店在开业一年来，也因经营难以为继而将迁到市内；还有，“书店”书店里有十万书，我只有千余册，还不成系统，也不成主题。

我有一个退休后开书店的梦想（这让我联想到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或者是幻想，但如果真的想要开店，我的阅读量和藏书量实在还是太少。并且，“藏书大家罗森巴哈（A. S. W. Rosenbach）在《谈旧书》（Talk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叔叔摩西。听闻侄子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叔叔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如果按照摩西叔叔的这个标准，我看来与开书店无缘了——我记性不够好、毅力不够强、品位不够佳、文学知识不够丰富，还有一条最要命的——资金。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继续淘旧书、读旧书并乐在其中。“在今天整理的几箱书里——也许是牧师藏书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两本你准想不到会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书：一本《我的奋斗》和一本来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封面《圣经》。”如果我在箱子里发现这两本书，我的嘴一定会呈“O”型并慢慢张开发出“呜-啊-哇-哦……”的感叹，就和我在觉园禅院走廊壁龛经书结缘处一堆新旧经书里，翻拣到一本全新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译版，繁体竖排全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时一样。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我抬头看了看书架上搜买来的新旧大小不一的书，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中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书。不过我活着时仍然会继续买继续读——我又淘到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学习掌握那些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来源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便利来接受一切。（P70）

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17万字。图片业余，排版杂乱，文字也不够优美，图、文、编、排，都是习作水平，剩下的就只有情怀。看这样的图文习作不费眼和脑，昨晚睡前很快就看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借春运迅速蔓延。昨天全国确诊219例，今早确诊324例，晚上7:40确诊469例，死亡9例。今早网传贵阳凌晨4点发现1例疑似，10点官方就发消息确认。南国花锦购物中心里人流似乎没有明显减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很多。今天下午把柜台交给小花负责，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去了，远离人多之处。

下午14:30离开南国花锦购物中心，走路去了万东桥花鸟市场，还有两个冷摊在做年前最后一天生意。15元淘到了7本旧书，俱有污渍、破损、划线、标注和胶带，因品相均不佳，我强让老板饶了一小本旧日记。

7本书是傅东华译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版1印；李俍民译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1版，1980年1月13印；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国营五二三厂印刷；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上下册，没有版权页，从书前五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注释的“时代性”判断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物。

《牛虻》我上小学时看过，现在只依稀记得一点，有机会再看。

《飘》没看过。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但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不过在豆瓣，有评论说这个译本是最好的。好与不好，看了才知道。

井上靖的书，家里有5本看过，这本《杨贵妃传》是第六本。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用现在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我的第一本鲁迅作品。也是一本又被过度解读的鲁迅作品。借用太座正在看的刘绍铭的《冰心在玉壶》文集《闲话鲁迅》一篇里，鲁迅自己的话正好作为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被解读来对照：做这样的东西欲罢不能，一来爱发“牢骚”是本性，二来杂文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为稻粱谋，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手掌大小的一小本日记，国营上海纸品二厂72开内芯100页60克书写纸，粉色硬面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红字，扉页毛主席语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句“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整本日记没有作者姓名，但有“阳关石场日记1969.3.17—11.14（二）册”字样，从随手翻看的几日内容知道，作者写这日记时大概三十多岁。不论是本子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时代下微小个体的历史感。可能日记的主人现已不在人世，子女将日记同旧书当废品处理才流落到我手里。这是我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一段宏大叙事背景下真实、细微，有血有肉微小个体的颠沛流离个人史，这个春节假期哪天先整理几段出来看看。

17年前的2002—2003年，我和太座都在深圳，亲历“非典”（SARS）。那时我也天天写日记，但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和“非典”很像，我们现在也想就呆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远离人群，看书、晒太阳，写日记。或许我死后，送给亲友的我的日记线装编年史《愚直录》也会出现在冷摊上，被人购入，读后以助饭后谈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