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3年一次偶然的谈话记录，对我来说也具有某种“分水岭”的意义——从此以后，“黔山毛豆”成为一个普通的网络ID，我也彻底离开NGO。现在（2018年）回头看，5年前的自己仍轻狂如少年。而今，戾气从随身的包里掏出来，藏到了角落里，就像一包藏起来的炸药。太座说，是女儿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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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未来•走向荒野的哲学”
自闭的NGO
——黔山毛豆访谈

受访者：黔山毛豆，《黔首报》发起人
时间：2013年7月3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西西弗书店
采访者：王炜、申舶良、高冬梅

王炜：我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内容是对贵州NGO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的批评，您写得很坦率和尖锐。您也不满NGO工作者有时沉浸在行善的自我感受里，拒绝被怀疑、被提问的心态。您认为，在贵州环境中， NGO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现实理解和现实条件？

黔山毛豆：最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心态开放。

NGO如果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是很荒诞的，因为它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开放的。有时候，NGO说的话公众并不理解，比如说“公众倡导”这种词汇，只是一些他们自己清楚的术语，并且，以能否听懂这些术语和在此基础上谈“发展”（也即是否与我的想法一样）视为行事标准。

我认为NGO并不是政府的对立面，不应通过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种对立思维是有问题的。在公开场所，NGO表现得很开放，在私下里却表现得封闭，很言行不一。

贵州NGO形成了“几大山头”，看不到新人出场，只看到人来人往，只是劳动力。NGO人士也常常提到“对青年人的培养”，但可能，这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仿佛参加他们活动的年轻人，就是优秀的年轻人，不参加就是不可救药的。另一方面，青年人的加入也被用于提高机构的形象，他们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做法很好，就让别人也学习，但凭什么？我们应该看到新人崛起，老人淡出视线。但是，这个领域已经板结，处于僵化状态，总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使用。这三年的情况越来越糟。

王炜：贵州NGO这几年术语的变化是怎样的，比如“文化反思”？

黔山毛豆：我记得的，有“文化反思”，“文化自觉”，等等。有一次，PCD招项目官员，我发现我不懂得招聘要求中的任何一条术语。这样招人都是内部消化，外人不懂。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语言就不是平等、透明的。

我认为NGO的表达方式存在着问题（有时还不如“我党”的宣传部），比如过分强调“使命感”，同他们的价值观问题一样，都体现为不够开放。给人的印象就是，我说，你听，你不要问，我要你做的，必定是对的，你没资格提，只是做就好了，你不够专业。

我认为方法是多样的，错误是应该公开的。公开和承认错误，是为了让他人不再犯这个错误，而不是让他人来践踏你。但他们的心态是，自己一贯正确。

对于一些真正做过事的NGO项目，还有一种重要的借鉴，应该是我们不犯哪些错误，而不是我们怎样做成功了。

王炜：NGO的本意是从事与他者有关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很自我的东西？

黔山毛豆：不是NGO本身的错，在乎NGO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导致这样。

王炜：是否导致一些新的方式无法出现？我们昨天遇到的年轻的大嘴，他对他的“电子阅读计划”的描述，给我印象非常清晰，也很灵活。他在当下NGO的环境中不是主流吧？

黔山毛豆：我认为不是。

年轻人只有三条路，一是愤青，不管不顾。二是成为NGO。三是发现两个都没用，那就像他人那样做吧。大嘴是特例，我想，原因是他没有将自己纳入某个系统的知识结构。

王炜：拒绝怀疑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黔山毛豆：因为利益。

高冬梅：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NGO的思想开始进入，前辈们接受这些思想，好像它是先天存在的，但其实是舶来品。前辈们就这样学习和接受了所谓NGO的观点，那时，大家都接受一些粗糙的认知方式，比如“这样就是NGO，不这样就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先行、自动地站在了一块高地，在这个相对弱小的领域，他们会认为，新来的人要跟我走。作为90后的大嘴，倒接近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王炜：地方性或地方不发达，对贵州NGO的实践行为是否有消极影响？少数民族在这种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您怎样理解他们的存在？

黔山毛豆：我觉得现实的影响对于NGO恰好是积极的。贵州的少数民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问题。比如“文盲”，这种观念，一个汉语言的博士在侗族地区就是文盲。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还包括传统文化与丰富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对称。我们对一件事好与坏的判断，建立于我们能够触及的大量信息。现在，人们都认为城市是文化的代表，可城市的文化是来自乡村等其他文化的综合。

王炜：您是苗族人，我想知道您对柏格里的看法。

黔山毛豆：现在的宣传，过于强调苗族是一个被拯救的对象，这有些问题。柏格里做的事情中的各种纠结、颠覆，我认为只是个偶然。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偶然形成了这件事。柏格里创制苗文，也是为了方便传教，用这个工具达成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因为苗族没有文字，目的性很强。

王炜：比如，我们会听到一些NGO表达的传教色彩。您怎么理解NGO工作者的宗教信仰？NGO是一种个人宗教吗？

黔山毛豆：做公共工作的人，为什么不用人们都理解的方式沟通呢？

王炜：为什么，理解不如理想重要？

黔山毛豆：理想涉及“我们”和“你们”，这样就不具备广泛性。你加不加入我们？不加入，我们就不能合作，你就靠边站。

一个地方需要救助，NGO大旗一挥，所有人都去，可是这样只会增加麻烦。NGO这样的组织，应该让每个人做好每个环节的事情。NGO工作者不应该是一个方式的倡导者，而是参与各种活动，在当中提出不同看法，提供很多不同视角。这样，做过很多事大家才意识到，在大家都进行不下去之后，NGO能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一个社区，NGO离开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并不是本土的人要做什么“文化反思”，他们一直在文化当中，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外来者。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NGO需要反思的是，他应该做哪一部分的事，找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而不是建立一个万能的社会结构，一个永动机。

NGO没办法解决商业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政府的问题，做不到，又自我逃避，又不能产生可持续的模式。这样的话，NGO的公众理想，就类似一种自我催眠，其实，公众在哪里他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