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所谓的“情人节”，晴。下午太座和她姐姐，还有我表妹带娃在小区花园里晒太阳，遇到一个人在家过年的邻居，于是一起遛娃聊天。晚饭时，邀请下午遇到的邻居过来吃饭。饭后聊起小孩子的阅读，她问女儿的阅读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平时都读什么书等。说她家里也有书房，只是不知道该给孩子买什么书。我说多买些各种类型的书，让她根据兴趣自由阅读就好。“在你家装修得那么好的环境里读书，那才是真的享受。”我说。

与她家楼上楼下的装修相比，我家简直是寒碜。尤其是她家那红木书柜，在我看来上面就应该放满线装古籍才对。不过这样的情形在我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大概率会把买这些气派家具的钱用来买书，把琢磨怎么赚钱和赚钱的时间用来读书，最后家里还是会像现在这般寒碜。所以都是注定了的。买书穷三代，读书毁一生。

徐贲的书，读到第三本，《经典之外的阅读》。这一本是谈读书，由十六篇读书随笔结集而成。阅读是一件极个人和个性的事，所以关于这本书，没有什么高低好坏可评价，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读后感。倒是有段话对作为图书管理员的我来说印象深刻——图书馆不只是藏书的地方，更是阅读的地方，不被人阅读的书是与思考和判断无关的死物收藏。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是人的生命的行为，不是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美国图书馆学教授兰克斯说，“糟糕的图书馆增加收藏，好的图书馆提供服务，优秀的图书馆建设社群。”具有公共意义的阅读应该与他人一起积极探寻那些对人类有共同意义的问题。

太座给二娃喂奶时，从沙发靠垫后面抽出一本“读库”，翻开至夹了书签的地方继续读。女儿已经读完“哈利·波特”系列的前四本共一百多万字，蜷在沙发一角在读第五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我读完第二遍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在整理旁批、眉批和重读一些划了线的关键句子和段落。客厅里，伴随二娃吃奶、翻书、写字、敲键盘声音的，就只有小田和正的歌声。

上个月，我和女儿把客厅布置成了第二个书房，一面墙的书架上，是近一千本从我的书房和女儿房间的书架上搬来的书。我觉得，不能因为女儿才四年级就只给她对应程度的书，应该让书架上可供阅读的文本要有足够的多样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了解他不了解的，阅读文本的多样性不但可以尽可能摆脱某一本、某一类书籍和思想的局限，还能够“从多样性的阅读经验得出对一些常见‘人文问题’的普遍概念（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何受苦、人死后会如何、人为何会对某些事情感到惊诧和敬畏），这是一种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归纳、总结的思考，也需要结合个人的人生观察和体会，在尽可能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多角度的反思。”（P.25）“尤其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P.8）因此客厅书房书架上的书除了漫画、戏剧、历史、小说，还有宗教经典、哲学对话、诗歌以及科学等种类的图书。但女儿最喜欢的书不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亨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网格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精装珍藏版《科学的旅程》，而是一本我从旧书店淘回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五月一版一印《常用成语故事选》。她几乎每天都会抽出这本正体（繁体）字的书随便翻看两页又插回去，“我喜欢这种书，翻起来好像字都是活的，在动，这种已经变黄的书页让我感觉很舒服，家里有这些‘古老’的书真的很幸福。”她说。或许这就是人文知识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特征之一——“绝对新的人文知识是几乎不存在的。人文学科不能不，也必须不断地回到那些古人已经在讨论的基本人文问题上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理性和信仰？”（P.406）

现在，我们的客厅书房书架上，书的种类和数量依然每周都在增加。明天（年三十）新增的将是两本地图册，一本中国的，一本世界的，这也是给女儿的新年礼物。大前天晚上，女儿给我们看了她的梦想笔记本。在她的梦想计划里，要先去甘肃莫高窟、浙江杭州钱塘江、安徽黄山、四川九寨沟和黑龙江哈尔滨旅行，然后去美国、英国学习，目标是要成为一名“游戏家”。她在每天的“王者荣耀”时间后，要制定旅行计划和预算，需要最新版本的地图。虽然这些地图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但她仍然想拥有纸质版的“真正的地图”。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像博多·舍费尔的《小狗钱钱》里12岁女孩吉娅那样去赚钱和理财，早日实现梦想。现在女儿已用学到的语文、数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为还不到五个月大的弟弟创作了三本毛边小绘本和一本立体书。陪伴女儿的这个过程，给我下个学期四、五年级阅读和写作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

在我看来，幸福学堂的阅读和写作课，其实就是人文教育，就是如施特劳斯所说的：“人文教育是一种读写教育，一种用文字和通过文字的教育。”（P.208）“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人的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这些是包含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不是外在于阅读的。所以可以说，人文教育是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P.23）但这门课并没有像语文、数学、社会科学那样的“国家标准”教材，课标的要求也很宽泛，我在为人文教育选择课本时，“一个重要的考量便是让学生们能在最大程度上将阅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联系，而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枢纽便是人类普遍面临的伦理和价值问题。”（P.96）于是我将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选出十二部，和学生一起完成阅读、理解、分析、仿写和创作。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由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创设于一九二二年，每年颁发一次，以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些获奖作品题材涵盖了自然、亲情、友情、探险，甚至战争，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门课对阅读文本多样性的要求。

“美国19世纪废奴运动领袖、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说过，‘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P.128）“没有思想的自由便不可能有自由的学术，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尤其离不开自由。”（P.388）“这世界上有不同的奴役，也有不同的自由，但是，借助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来摆脱奴役的路却是一样的。精神自由、意识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都可以由这样的阅读来开启，作为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它的经典阅读要起的正是与此类似的作用。”（P.128）

“人文教育的全部活动，至少是最主要的活动乃是把价值问题重新置于知识学习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使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是智慧，但却随时都在亲近智慧和摆脱愚蠢的智识。”（P.14）“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P.9）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智慧。人文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P.11）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专业教育可以让人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P.7）人文教育也才有可能达成根本目标——“人的心智的解放和成长。”（P.3）

早上六点起床，洗漱、早餐，读书。读完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最后两章。在书最末的三百二十七页“后记”半页空白处题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十天看完这本书。没什么大道理，都是些朴实的话，通常的道理。然而，越重要的越简单也就越不简单。今年读完徐贲的书？十几本如果读完，今年我的阅读就是“徐贲年”。

二〇二一年，我有图文记录的连续不间断独立博客（Blog）已进入第十七年。博客日志的阅读量从开始只有自己写自己读的个位数到超过两千七百万，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脱离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评论，隐为半私人的记录至今。今天读完《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才发现我一直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业余而独立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培育了我公共对话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或者是我认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知道，媒体将最大的篇幅和时间以及最大的荣耀给了最少的人，甚至吹牛撒谎的人依旧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并大行其道被炮制成神话。我的日常记录，只试图将历史还原于个体，并把个体展开于日常生活，从而把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忆和宏大逻辑深植于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之中；那些被忽略的，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我）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漂浮在时间河流水面上的泡沫。”当年这段我开设博客的“独白”，和那些每天敲下的随笔（日志），似乎已具有了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的意味，并为我博得了小小的声名。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随笔，十分日常琐碎，但还幸基本算是语句通顺。我们都知道“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P.6）

威廉·赫兹里特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鼓励的。（P.201）而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表达，正是我所认识的如今已所剩不多的独立博客（Blogger）们所信奉的“独立博客精神”。

任何行业或手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应该）有一位创始者，即中国俗话的“祖师爷”，例如鲁班被视为土木建筑和戏班的祖师，黄道婆被认为是中国纺织业的祖师。博客这种随笔的写作形式，祖师或许就是法国作家蒙田。

“随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具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需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自由谈”。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理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P.182）

当然，中国过去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写作，如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但我认为这些随笔大多囿于个人私空间里小趣味的“私写作”，缺乏了“公共对话”的功能——“公共说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遭到忽视。我们的写作教学，主要以某种空洞的抒情为其特色，而在说理方面，则明显训练不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亦主要擅长‘私语’写作。”徐贲的书，正是弥补此一缺陷的极佳读本。

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我进入二〇二一年里读得最慢的书。没有之一。五天看了二百三十四页，还有一百页，在扉页上写：读至一半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不怎么（会）“讲理”的人。现在重新开始学说话，学讲理。

这本书除了语句通顺，讲理明白，更重要的是从一种身处其中又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共论理——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P.161）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P.7）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P.158）

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192）

在现代社会里，与民主有关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好的公共说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公民素质、良好的民主法治、独立的学校教育、持续有效的道德传统（包括宗教和习俗道德），这些都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至少是至关重要的条件。（P.39）

什么是“独立的学校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和“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应该提供什么教育”同等重要的公共说理话题。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提供两种（启蒙）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和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这里“批判”一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义都是指审察和辨析。在说理中，批判也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分析与判断，不是“文革”中那种“谴责”和“声讨”意义上的“大批判”。通过批判能力教育，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看法、提法、说法，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力，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轻易被别人或宣传左右。（P.52）因此说理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洗别人的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说理与宣传是不一样的。（P.40）所以，如果学校脱离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知识的公民”这个目标传授知识，只会“让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P.234）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P.130）

把这本书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做成“三明治”一并口服，对“不讲理”、“不知道怎么讲理”或“不知道自己原来不讲理”患者的疗效更佳。为此，我把另两本又看了一遍，发现，再抹一点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口感”的层次会更为丰富，营养吸收更为全面。佐餐饮品如果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就是优选套餐的搭配了。当然，这样的套餐不适合长期被“XW联播”“RM日报”等稀软烂粥投喂的人，因为他们的牙口、胃肠的消化能力退化到只能消化，且只承认投喂的是“食物”的程度。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不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P.12）

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读了一半，在“多抓鱼”二手书交易平台上六折买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经典之外的阅读》两本送到了。

在已经读了的前半本中，多次有提到“公共说理”这个词。为了先弄清楚这个看来比较关键的概念，放下手上的后半本，先从《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入手。反正三本都是要读的。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东北的新冠疫情爆发，文章《“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里有一段：“一月十二日全天，通化市新增了五名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这次疫情起源于“养生馆”，一名感染者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四次针对中老年人的养生培训营销活动，导致一人传染一百多人。养生馆的惯用方法是让老人们听课签到，送免费鸡蛋。”

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甚至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几乎到了每个小区都有一家养生馆的地步。我父母在五年前也积极投身于这养生泥石流。他们将每月退休金的近五分之一投入到养生上，购买并长期服用除了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麻痹，并没有任何切实功效的保健品，有高血压的老母亲听信保健品销售的话，还一度停掉了医生开的降压药；经常参加养生馆组织的周末短途旅行，逢节日还去扎堆领取免费的小礼物。他们对养生的热衷程度，我拦都拦不住，最后甚至快上升到如果阻止他们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就是不孝的高度，最终只好对他们“放任自流”。作为交换条件，我得以退出各种耸人听闻博眼球“民科”养生保健知识轰炸的家庭微信群，并且他们放弃拯救我和我“不健康”的生活。

为什么老人们会不管不顾，甚至不惜与家人反目也要送上门去成为明显是骗局的受骗者？这就和青春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一样，让我不解。

“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晚上在炉子边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看到“序言”里这段话，就觉得父母也是蛮可怜，自己也可怜，可惜，还可悲。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时学习的是“公共说理”，我父母他们和我的初中，接受的都是在一种宏大叙事背景下渺小个体只是作为“时刻准备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螺丝钉”存在的“不讲道理”，对宣传和灌输不但无从识别，抵御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就算被骗也是欣欣然。这到哪儿说理去？又想起上周六自己的期末总结引用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里的那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所以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邵燕祥《找灵魂》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