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792年，当以大英帝国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使团来到中国却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新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最有力的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政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英国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使团将大量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而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得过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使团成员巴罗还发现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就现政权（清廷）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于无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那么中国文明是什么阶段呢？黑格尔说，是幼年。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6年4月1版,2021年6月15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这是第五种。总阅读量第1507本。

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用三个部分讲述张宏杰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之路。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启蒙作者写作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如鲁迅、黄仁宇等，这些大家们的写作风格与思考方式至今影响着作者。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记录作者如何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位“职业作家”。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阐述了作者如何走向专业史学研究之路，并且记录这一路指导与引领他的老师们，包括戴逸、葛剑雄、秦晖等。

写戴逸老师，记他曾说：历史学者应该是通才。现在的高校文科专业分得太细。1949年前的北大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能只看到只研究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要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感兴趣，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眼光。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

写葛剑雄老师讲课，就算是非常枯燥的内容，他也能讲得非常吸引人：“他讲课没有稿子，没有课件，时而站在讲台上，时而踱到讲台下，不看一眼教案，讲课如行云流水一般。他总是以具体事例来阐述理论，所讲事例，都鲜活生动。”

写秦晖老师讲课，“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将。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秦晖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样的老师，遇到靠造化。就算见不到本尊，能拜读大作也是幸事。就像佛经所说“经书所在之处，即如佛所在”。读了书，就像上了老师一学期的课。但就算是名校，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认真备课、讲课。“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

大学里有多少讲课敷衍的老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现在中小学的老师相当部分很少读书，读也只是翻一翻相关部门指定推荐的应试书籍，甚至是不读书，更不要说跨学科和兴趣广泛。有自身原因，也有教育导向的原因。钱理群在《大家都不读书，是教育最大的问题》一文里说：“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教育是干什么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朴实的说法：孩子上学，就是‘去读书’。读书，这就是关键；引导学生读书，是教育的根本职责。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我每周一次在也闲书局与诸君的讲谈，想做的就是这个“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每次讲谈虽做不到“行云流水”，但亦力求“尽深情实意”，盼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1版1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总阅读量第1506本。

七天前，读完唐元鹏的《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一是张宏杰《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倒退到明朝的开国皇帝那里，看看他给这个王朝注入的是怎样的基因；一是二刷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从“敌人”的角度看明的灭亡。当时觉得似乎第二个选择会更有趣，但也更艰巨——前者24万余字，373页；后者89万字，839页，虽然读过，但时隔已15年内容早忘尽，脑子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最终，还是先去到了朱元璋那里。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终其一生，这位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令他笑到最后的，仍然是他比别人多出来的那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朱元璋的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国家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了。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个体消失在人群之中，于是帝国的生活变成了一池死水，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终于，一个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出现了。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他建立的黄册制度是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到现在为止，在诸多的“中国特色”中，户籍制度仍然是浓重的一笔，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这里面有着朱元璋的精神遗产。

虽然秉性吝啬，在教育上，朱元璋从来不惮花钱。在建校舍、请老师上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而学生的待遇，又创历代之冠。可是即便如此，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还是最好不要去享受这皇帝提供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有可能不能活着出来。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由于校规过严，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学生自杀身亡。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繁琐。相对于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通过按八股方式作文，严格限定格式和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来塑造格式化的知识分子。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度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再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朱元璋办学，学校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

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公元1644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中国崇祯皇帝自挂煤山，明亡。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退后，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所以从“器物层面”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这仅仅只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仍然一成不变安详地、不动声色地静静旋转。历史没有惊人的相似，有的只是不断的重复。

张宏杰《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重庆出版社2019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138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