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大不一样的。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

在动荡的时局中，观察人物理念情怀之善变，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启超。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他：“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允为实论。百日维新失败，梁氏流亡海外，亲见革命党旅美华侨势力雄厚，一变而声称膺服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藉《新民丛报》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宪之说潜势吸收会党成功，一变而发布《梦俄罗斯专制》一文，便抛开共和了。民国成立，梁氏应召入京，一开始又倾心与共和，再变而主张改《约法》，改终身总统各制。从一个阴谋论的角度来说，这是“长袁氏君主独裁之欲”——就算勉强说得通罢；待筹安之会大兴，帝制之议起，梁氏又三变而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劝罢帝制。《后孙公园杂录》接着说：“四变而已再造共和自命，门徒党羽，连兵西南各省，梁先生亲自出马，赴肇庆军务院都司令部矣。彼盖默观全国人向共和，故又主张恢复共和，乘此号召权位也。”

另一个转机百出的是黎元洪。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肱股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家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其间顶着“活菩萨”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张大春《南国之冬》，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1版1印，19万字。张大春《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南国之冬》的“春夏秋冬”系列最后一本。总阅读量第1335本。书中多次提到官至四川总督、直隶总督的清末名臣贵阳人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这本书在架上插了起码有5年，还一直没有读。

《一叶秋》，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三。九州出版社2018年7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九成新。总阅读量第1322本。

十二篇故事读下来，《一叶秋》比《春灯公子》、《战夏阳》更近《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风格，也最为温厚有人情味。其中串起十二个故事的“榫头”小说中，奶奶问子孙们，为什么《聊斋志异》的第一篇是《考城隍》，等各异回答后，奶奶摘了其中一句话出来，说就是这个道理。那句话是宋焘答卷中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记得有天，有位学生在“每日一记”的语文作业中引用了一句“在正确与善良之间，我选择善良。”我在后留言：“这一句是典型的鸡汤。鸡汤常常有两种，一种是讲道理不讲方法，所以知道那么多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一种是不讲道理也不讲方法的，就像这一句‘在正确与善良之间，我选择善良’，无谓的拔高道德感，把正确与善良对立，似乎只要是不够‘善良’的‘正确’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在鼓动一个人自以为善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真是害人至深。其实所谓的善良即是正确啊！”

词典、百科、教科书里，“善良”一词的标准答案为“一个人最高尚的品格”。坏就坏在这里。这个标准答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一个基础的要求拔到了“最高尚”的高度，于是人人视不善良为“正常”，而善良成为了反常，不知道这一个颠覆性的反常认知是怎么收入字典而得以广泛传播的。

我认为，善良绝不应是“一个人最高尚的品格”，而是一切生活的基础。说“善良即是正确”是因为善良不是一种品格，而是一种能力。要善良，就要懂得分辨是非善恶；要有分辨能力，就要有常识；要有常识，就需要学习。“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困而学之又其次”。但人非生而知之者，所以通常还是学而时习之。学什么、习什么？学知识、习技能，学习就是将所学（学）得以所用（习），以及学习如何学习的技能，从而学会独立思考，成为独特的自我，而不是更好的自己。因为后者的这种表述常常带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首先来自对“好”的定义——被赞颂的与被唾弃的，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视角，所有被大众所认定的“好”都是值得怀疑的——什么是好？什么又是不好？是自己认为的好还是别人认为的好？如果真的有“好”，那我认为一定是真的，纯的，不假装的。

吴鲁芹说：“好的文章要靠文字的纯正，而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现在各种教化文章不只是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还要求你要承认它是香的，承认它异香无比。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纯正的文字了，倒是在努力不假装。

不假装富有，也不假装贫穷；
不假装开心，也不假装痛苦；
不假装坚强，也不假装脆弱；
不假装真诚，也不假装虚伪；
不假装自在，也不假装忍耐；
不假装充实，也不假装空虚；
不假装闲适，也不假装忙碌；
不假装谦和，也不假装清高；
不假装坚定，也不假装善变；
不假装无私，也不假装自私；
不假装善良，也不假装邪恶；
不假装博爱，也不假装不爱；
我不假装幸福，也不假装不幸；
不假装声名显赫，也不假装默默无闻；
不假装品位独特，也不假装粗野庸俗；
不假装交际广泛，也不假装喜欢独处；
不假装无所不知，也不假装一无所知；
不假装对什么深信不疑，也不假装对什么都不相信；
不假装对未知充满好奇，也不假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不假装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不假装会有无尽的未来；
当开始尝试不假装，我发现，竟无话可说。

不论用什么方式拣选甄别出“够资格进一步受教育的人才”或者是“够资格在国家机器中任官的人才”，都是巧立名目而已。其本质就是“在剥夺了一部分人某一机会的同时，将这机会授予另一部分人”，没什么更了不起的道理。这种剥夺和授予既属本质，就不会因为人处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时代，还是民主和自由竞争的时代而有所差别。考试之所以成立，本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塔顶、塔尖，——一个不断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除非我们彻底不要建构一个成天到晚讲究发展、进步、竞争力、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谈之目标的社会，否则根本抛不开也舍不得抛开那种透过考试而建立的种种生命价值。

身陷八股制艺之学的老古人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也正因为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赢得考试的价值，或者不应该将赢得某次、某种考试的价值放得特别重、特别大，才会不断地在原先的考试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微调”，广征辟、召鸿博、开恩科，到最后还是不免于考出不适任的官，或者是不通书的人。另一方面，仿佛“检验学习成果”这件事是自证自明就可以成立的——考，并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标。已经通过了考试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很无奈，一定是他们发明出这样两句话的：“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使举办考试和参加考试的人的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原来动机是动机，实践是实践，考试和求取知识（不论那是有用或有趣，还是无用或无趣的知识）根本可以解离。

这个解离会不会危及一个社会累积客观知识的文明进程呢？这得分两面来说：社会究竟是把“功名”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还是把“学问”当做文明进程的指标？国家机器如果不断地向它的人民召唤、诱使、呼吁，不断地强调：这个社会必须透过公平的考试来评定人民的就学和就业机会，那么，不管考试的门槛降得多么低，也遑论这考试的面向变得多么多元，客观知识都只会是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因为那个“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本质并没有改变。

倘若一个社会是愿意将“学问”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呢？对不起！截至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出现过这样的社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路没有办法“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科名还是要的好·迎合考场价值的传奇故事》）

所以，今人风靡，古人趋鹜，看起来揭橥着新式教育，分别出许多科目，扩充起知识的领域，也推动了社会向多元竞争价值抢步而前。然而，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往往和现实如此神似，而令今者诧异不已：原来历史并未成为陈迹，它只是我们深刻的投影罢了。近一千五百年来根本没有改变或革除者，就是这从科场到官场的一端。（《从科场到官场的众生相》）

从科场到官场，汲汲的不过是权力。权力的内在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支配欲，一个是被需求欲。几千年来，中国的帝王对前者丝毫不加以掩饰，对后者却往往讳莫如深。所谓治术也者，往往就是替统治者掩饰他“被需求的渴望”而已。《书经·仲虺之诰》里所谓的：“傒于后，后来其苏。”《孟子·梁惠王下》里所谓的：“傒我后，后来其苏。”其实已经把统治者的主观渴望扭转为老百姓的主观渴望。这个转化让统治者最心动的部分是：“统治”这件事不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他者的意志。这个“他者”，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民，只要不显然是统治者，政治正确性就卓然成立了。（《寒食与热中·中国式治术的深层化妆》）

《战夏阳》，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二。以作者与夜访书斋的司马子长对谈（更像是代序之文）开篇，收故事十一篇。九州出版社2018年4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九成新。枕边书，两夜翻完。总阅读量第1321本。

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会行之有年，几与寻常岁时典祀无二。虽然说是例行，然而本年与会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是在什么地方举行，行前一向是不传之秘。直到应邀之人依柬赴约，到了地头儿，自有知客人前来应迓，待得与众宾客相见，才知究竟。“春灯宴”上一年一位“立题品”的说话人，也就是年度最佳江湖故事的讲述人。故事讲完，春灯公子奉上赤金万两，号曰“润喉”。“春灯宴”办了十九年，就有了十九个题品，十九个故事。题品、人物、故事，或奇或趣，不过是天下人闲话天下事。

王天纵一定早就看出来：中国人一旦祛除五千年帝制，骨子里要干掉的还不过就是非我族类之人——这话即便到了今天还是政治场上的金科玉律。（《肆·李纯彪·洞见品》）

科考缩减了文化内容，但是科考本身却是有文化可说的。现在举行大规模的升学考试，都说不同于以往的八股取士——甚至我们的孩子还经常可以在教材里读到谴责科考戕害士子精力和思想的内容，这种内容，要是不把它背下来，可能还会考不好。你说奇怪不奇怪？（《柒·张天宝·运会品》）

《春灯公子》，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一，九州出版社2018年1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八成新。枕边书，两夜翻完。总阅读量第1320本。

二手书，总会发现一点前主人留下来的小物件或小趣味。收到书时，没有腰封，一翻，被折起来做了书签。翻到一半，掉出来一朵矿泉水瓶盖一般大的花，紫色花瓣有八，黄蕊绿萼，脱水扁平。想来曾经有人花前月下读书赏月，也是人生快事。只是这书用纸太好，竟要用两手翻开、压住才能不会看着看着手上劲略松弛就合上了。阅读感受不佳。

今夜枕边书，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二，《战夏阳》。

/前天上班路上，太座说：“昨晚看到一句话，觉得说得好对，转发给你。”到学堂，吃完早餐，打开微信，看到发来的内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昨天看到一句杀人诛心的话：普罗大众永远是一群脑子笨，对复杂信息有天生抵触，拒绝学习还又渴望速成的韭菜！

/买的旧书到了两箱，大概七十几本，里面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系列的《红楼梦》。拿在手上，觉得好像比中华书局版《红楼梦》薄一点。从架上抽出来比照，中华书局版《红楼梦》是以程甲本为底本，九三三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红楼梦》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八七四千字。两个版本出入近六万字。难怪。随手翻开，是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回翻下来，大有趣。从第一次接触《红楼梦》到现在，起码也有三十年，但从来对这本书没有半点兴趣，也不觉得有哪里好看。现在突然一翻，竟然大有兴趣，可能读书也是要讲阅历和机缘。这下好了，枕边又多一本书。

/从来不知道王尔德也写童话。提起童话，我一直是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既是打底也是人生对童话的认知极限，现在对读过的郑渊洁的童话除了皮皮鲁和鲁西西两个名字，其他忘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忘得这么彻底？不够好看嘛。买了一本朱纯深译的《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冲着短篇小说去的。放在床头大概也有一个月了。昨晚翻完伍尔夫的《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和张大春的《文章自在》，随手拿起什么看什么，就抓到这本了。一读，好看！有多好看？看完再说。

/张大春《文章自在》中，有一点我觉得有道理（也算是为我不会写文章，更写不了长文章找到一个说辞）——相对看去，短小之文，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唯求笔触精准而已。

/“首先要纠正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错误，那就是把钻研学问和喜欢读书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钻研学问的人埋头于书本，以不寻常的热情和不一般的专注在书堆里搜寻，希望从中找到某些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倘若他只为读书而读书，那他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一无所获。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只是喜欢读书的人，他一开始就没有刻意想要通过读书获得什么专业知识。如果有专业知识留在他的脑海中，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是想获取什么专门的知识，想成为专家学者而按规定读书，那就很可能在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专业书时，彻底葬送掉只有在为读书而读书时才有的那种有益于心灵的读书乐趣。”“读书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学问而埋头苦读。”——读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

天一雨，雨一天。在家备课，翻闲书。

米奇·阿尔博姆的《来一点信仰》，翻了二十多页，果然又是一碗温鸡汤，弯弯绕绕到无趣，不看了，也不会再看了。看书最大的风险和成本就是时间。

倒是张大春的《离魂》有趣。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之一种，编号〇〇四，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一印。五万三千字，一百二十页，定价十五元八毛，低价淘来的旧书。硬面封面略有磨损，自然旧。十一个神怪、道法、传奇小故事，十一种人生的荒谬又合理。

《离魂》里《日南至·野女出》一篇，张大春说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七《野婆》可以证明他“世上厉害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老太太”这一说法。正好架上有这本书，找来一翻，“齐东野语”这四个字出自《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野婆》一篇中所记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行，俨然一媪也。”又“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关于此类故事，初版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堪称日本民俗学的开山之作的《远野物语》中有“山姥”数则；在贵州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中的苗、侗族村寨，也有“变婆”的故事流传。可见，自古至今的老太太都是不太好惹的。

今晚枕边书，就是《齐东野语》了。宋周密撰《齐东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元刻明补本《宋元人说部书》本为底本，二〇一二年黄益元点校版，“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系列之一种。原本打算收齐这个系列七十六本，但因全无注释，虽不至于读不懂，还是觉得无注释不够完整，于是收了感兴趣的四种就算了。《齐东野语》最有价值之处是南宋史料，如张浚三战始末、绍熙内禅、诛韩侂胄本末、岳武穆逸事等，“皆足以补史传之阙”（《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