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