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道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宁宗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有入梦，就倏然幻灭了。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正论，其它思想都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家一说的声音。朱熹理学也未能克服这一倾向。他们不愿意承认人心不同，见解各异，以道统自任，以严师自居，别白是否，毫不宽容。以这种态度去治学，至多引起不同派别间的讨论和争辩。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人越来越多进入官僚圈，问题就超出了思想学术的界限，他们以门户与道统为抑扬的标尺，虽主观上全出于至公，行迹上已涉朋党。

罢黜朱熹，揭开了庆元党禁的序幕。庆元党禁是党争，但却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竭尽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给予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声讨和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都是非颠倒了，善士相继坐绌，群小益以得志。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博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远胜过一般鹰犬。

庆元党禁和韩侂胄专政使吏风士风迅速败坏。韩侂胄援引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士林败类，多在庆元党禁中充当打手。另一类为无德寡能的佞幸小人，构成了嘉泰、开禧年间韩侂胄专政的台柱。于是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倚靠着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嘉泰政治的全景图。倘若如此以往，也许还能使这个王朝苟活得长久些。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的大计划，这无异于驱使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