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四日出刊，今年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

从五月到昨天，翻完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这关于日清两个国家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同时凑到我的枕边，是个巧合，但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日清两国却不是巧合。

日清两国这时基于自强的改革，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开国。大清帝国源于英国称之为“贸易战争”的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则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但日清两国的两个相似的改革，最终各自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庆应四年（1868），王政复古后，睦仁天皇于九月八日改元“明治”，所以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睦仁天皇又被称作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

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和大清帝国对自己这个小邻居的态度变化，可以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信和奏章中读出来。

同治五年（1866）前后，这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两年，日本国内正为令出幕府还是朝廷，是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还是开国争得乌烟瘴气之时，李鸿章在信函中多次论及对日本的认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日本……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实无图我之心。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日本……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宜先通好，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明治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

短短六七年时间，明治维新就将日本从一“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的成为“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国。从幕末到明治这几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本“非萨长史观”解读日本近代的崛起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