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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的一粒种子

冬天的早晨去学堂,通常天还没亮。在前后无车又没有路灯的绕城高速上,远处高楼的零星微弱灯光漂浮在半空中,就像海洋深暗处的磷火,让黎明前的黑暗变得更加浓稠。

车里除了我每天固定不变的音乐和后座花卷的故事,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有时我会想,或许是在某天,因为我换了一条车道进入高速,所以误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而那另一个我,正在另一个空间驾车行驶在这同一条高速上,过着我的生活,去见原本我要见的人,去解决原本是我要去解决的问题。

或许,那个我也是这么想的。

天气预报说,明天(12月29日)会有大降温和暴雪。一早收到校长转来的区教育局明天停课的通知,这么说,今天就是2018年最后一天课了。

这个学期,我分别担任六至十年级的中文课、游学课和常识课教师。在课堂上,我说:“我并不认可所谓教师是园丁、蜡烛,强调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把某一个职业的基准要求拔高到道德的制高点。教师的职业身份也并不代表他手里天然就握着打开真理大门的钥匙,否则,就是道德绑架,就是不切实际地要求一个人拥有神的能力。同时每个人的人生中,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年龄的数值也并不代表能够匹配同等的见识和判断力。所以,任何职业都应该回归其本身——在教室里,我们就是同学——共同学习者。所谓的‘常识”,其实不过是年满18岁之前沉积在我们思维中的各种偏见——这话据说是爱因斯坦说的。而我的课最大的用处,可能就是用来颠覆通常所谓的“常识”和三观的。”

这个学期,我也作为某公益机构的一员,代表学堂到省内几个县级重点中学去上过几次公开课。在公开课上,我也是这么说的。

在学堂内、外的课堂上,都有学生问,是否可以邀请他的父母和其他老师来听我的课,我表示欢迎,“不过恐怕他们听到一半就会拖着你们愤然离去”,我说。事实也是如此。在一次外校的公开课后,一位老师认为我不应该给学生们说这些,因为:“他们现在只需要面对一件事,那就是学习”,她说。

“难道,只是去背得那几本课本上的文章、公式并熟练应用才叫学习?学习时间管理、学习项目管理,学习怎样和他人相处、学习如何完成一次一个人的旅行或者怎样操作一台机器,去学习怎样做一名老师、父母……难道人的一生不都是在学习吗?”我问那位老师,但她可能觉得受到冒犯,不再理我。

“我认为,学堂和其他学校比较,最大的不同不是课程内容,不是班级人数,更不是收费,而是给予每位师生的更多的独立和包容。经济独立是一个人形式上的独立,思想独立才是一个人本质的独立;只有包容和接纳更多的不同,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我在2018年最后一天课的最后一节课上,对六至十年级所有的同学说。我认为,我能够成为他们的老师,正是学堂“独立和包容”的最好体现。

今天下午,随着校车的离开,我2018年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元旦假期提前一天开启。

站在空空的教室,回想刚开学时学生的模样,这一个学期他们真的是变化好多。同时他们就像土壤、雨露和营养,浇灌了我这株41年的老藤,让我重焕发生机,再次开始继续成长。在幸福学堂的教室里,我才是他们的学生,其实是每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来陪伴和成就了我,而我真正能给他们的,只有他们脑袋里的那一粒种子,这实在是少得可怜。

【备课手记】茶叶与政治:美国民主的东方要素

有天翻到一份高中文综解析题,材料来自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但只保留了那段话的一头一尾,而将中间内容完全搲掉。不完整的材料,极可能导致阅读者作出与原文完全不同的理解结果。当时想,或许我可以找个时间和学生一起再学学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幸福学堂,我的中文课拥有极大的自由,上课内容依托课本但又不仅限于课本。于是下周,八年级及以上,我们就来学《常识》。

要了解托马斯·潘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常识》,这本小册子带来了什么影响,就不能只是读《常识》,而得先从那时候的北美都发生了什么说起。于是,我还准备了这份前《常识》材料——

茶叶与政治:美国民主的东方要素

——现在这一切,是因为那天倒了茶

这是一个打着自由的名号却建立在奴隶劳动力基础之上的国家;这是一个遭遇分裂和内战而被迫维护团结、重估理念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在20世纪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冲突的背景下努力建立道德霸权、加强军事保障并且维持经济稳定的国家。

—— [英] 苏珊·玛丽·格兰特《剑桥美国史》

1689年,东印度公司从厦门首次将中国的茶叶运到英国,此后英国名媛淑女们腰间都藏有一把镀金嵌玉的小钥匙,用来开启特制的茶叶箱;而能够用中国茶和精美的中国瓷器招待宾客,成为当时的英国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China也成为“中国”和“瓷器”的英文译名。

1690年,中国茶随移民传到美洲,波士顿最先开始出售中国红茶。1712年,波士顿的包尔顿药房开始出售中国绿茶。但北美的茶叶不是直接从东方来的。东印度公司从东方运来茶叶必须在伦敦拍卖,然后由伦敦商人运到美洲,这就导致美洲殖民地的茶叶价格奇高。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5月15日,英国向法国宣战。这是欧洲“英国—普鲁士同盟”和“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两大军事同盟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称之为“英法七年战争”。其影响覆盖了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以及东南亚。

随着茶成为美洲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躲避高额税收,走私茶叶成为美洲市场主体。1760年,美洲每年消耗的100万磅茶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瑞典和荷兰的走私商带来的。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与西班牙、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成为战争最大赢家,为其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最后一块基石。也正是《巴黎和约》使法国失去了北美新大陆。“七年战争”由于战场范围广,参战国家多,而被丘吉尔称其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赢得了“七年战争”胜利的英国,为了进一步控制北美殖民地和镇压印第安人,派遣了一万名军人常驻北美。1765年3月2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该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品使用伦敦特制的带有浮雕印花税票的印花纸,进而上缴印花纸的税费,征得的税款以供军用。

《印花税法》进一步激化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并加剧了抗税运动,最终在1766年3月被撤销。印花税条例废除后,根据财政大臣唐森德的提议,英国国会于1767年下半年通过四项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总称《唐森德法》,还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

1770年3月5日,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以保护执行关税条例的英国官员为由,向抗议的当地民众开枪,打死五人,伤六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惨案”。由于北美殖民地的愤怒抗议,英国议会出于无奈,只能废除《唐森德税法》,仅保留茶税一项,以此表明议会采取的措施在原则上并未违反宪法。

1773年,旨在帮助经营出现困难的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倾销茶叶的《茶税法》(Tea Act)颁布。这项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茶叶运到北美销售,这使得他们的茶价格能降到低于走私茶,同时殖民者买茶依然要课唐森德茶税——如果这个法律顺利实施的话,英国本土商人就能从走私者和殖民地茶叶分销商的口袋里把钱抢回来了。

《茶税法》成为压垮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政府耐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由前此一系列的征税抵制运动所累积的怒火在此时发泄出来。波士顿青年们在塞缪尔·亚当斯( Samuel Adams) 和约翰·汉考克( John Hancock)(绰号走私王)领导下,开始激进抵制饮茶风气:“不要饮用这种受到诅咒的东西,因为恶魔会随着这种东西进入你的体内,立即使你变成一个叛国者”。

此时的茶叶差不多直接与暴政和邪恶划上等号,爱“国”的标志就是不喝茶,这种政治性的影响成为后来美国最终选择了咖啡作为国饮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此时还没有后来的美国这个国家,北美殖民地仍属于英国,所以不知道这个“叛国”到底是个什么行为。

随着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1773年12月16日,六十名“自由之子”成员化妆成印第安人,登上波士顿码头的英国船,将三百多箱产自中国的茶叶全数倒进海里。当时波士顿当地的报纸《马萨诸塞时报》这样描述道:“涨潮时,水面上飘满了破碎的箱子和茶叶。自城市的南部一直延绵到多彻斯特湾,还有一部分被冲上岸”。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而参与此事的那几十个人就被称为“茶叶党”(Tea Party)。此后,倾茶事件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北美多地相继发生了倾倒英国商船货物的事件。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殖民当局正常统治的恶意挑衅。

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即《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这四项法令通称为”强制法令”,规定英军可强行进入殖民地民宅搜查,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

这些法令激起了北美殖民地的联合反抗。1774年9月5日,北美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殖民地联合会议,史称“第一届大陆会议”(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除佐治亚州缺席外,其他12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多为富商、银行家、种植园奴隶主)。

第一届大陆会议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表示殖民地仍对英王“效忠”,并要求取消对各殖民地的强硬措施。会议还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和由约翰·亚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

1774年4月,曾是胸衣匠二代的英国税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因有“反政府”思想被免职。10月,贫穷的潘恩作为契约奴到达北美,凭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在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

1775年4月19日,北美独立战争在莱克星顿(Lexington,又译为列克星敦)打响了第一枪。1776年1月10日,潘恩匿名发表了他那本惊骇世俗的小册子——《常识》。不到三个月,《常识》销售量达50万册以上,而当时北美殖民地仅有200万居民。《常识》促使人们相信对于殖民地来说,完全的独立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1776年7月4日,会议通过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

北美的独立运动爆发,有很多原因,其中两个主要原因是新英格兰商人要求对外贸易的自由,和以弗吉尼亚为首的南方种植园主对西部的土地要求。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没有“茶叶党”,就没有现在的美国。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在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茶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在美国可以说是革命的代名词。

关于托马斯·潘恩

今日之美国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词,而最早提出“自由民主论”的,便是这位“美国体制之父”,他将半生心血,都倾注在《常识》这本不到50页的政论小册子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也出自潘恩。英国囚犯、美国精神领袖、法国革命者,这三个词,足以概括潘恩的一生。

关于《常识》

在任何状态下,社会都都是人民的福祉,而政府即使是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而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则令人难以忍受。

政府,就像伊甸园的衣服一样,是丧失纯真的标志。

压迫往往是富裕的结果,而不是致富的手段。

我们为什么要对抗这个世界?我们的目的是商业贸易。

——《常识》

认为上帝制造了穷人和富人是错误的,上帝只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给予他们可继承的土地。宗教的实用性体现在做善事上,事奉上帝的唯一方式是努力使他的的子民更加幸福,任何不以此为目的的布道都是虚伪的废话。

——《关于土地的公平问题》

常识

上周三,往西公益“囊萤照书”项目提前取消了今天榕江县一所中学的读书活动,我得到一个完整的周末休息,否则我的咽炎老毛病又要发作,说不出话来。

一个人在书房看电影、听音乐、喝茶,我实在是想有几天时间就自己一个人,一句话也不需要说,除了自己,一个人也不需要见。我又需要再好好看看自己的心性变成什么样了,是的,“观”,就是又见,见自己,上周的课上才说过这个字。

“观”,在“皂办处”外,我念念不忘要创建的另一系列手工物品。


自从接了八、九年级的中文课,加上高一的中文和六年级及以上年级的游学课后,我每天都有课。没有多少教学经验,又第一次当主班老师(班主任),所有教材又都需要自选自编,所以周一到五,在学堂的工作状态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回到家还是在备课。

下周各年级都上《诗经》,不同篇目。周五放学前已将教材发给班长和课代表,请他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同学,再三叮嘱周末务必预习,否则在课堂上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这周每天晚上,花卷上床睡觉后,从教科书到傅斯年的讲稿,从几种不同版本到许渊冲英译,从文字到[日]细井徇的《诗经名物图解》,铺了一沙发。讲哪几篇、为什么是这几篇、和之前的学习内容有什么联系,我先要回答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诗经》里的同一首作品常常在不同版本里作不同解,甚至有的字在三个不同版本的《诗经》注释有三个读音,但在2500多年前的读音只有一个,它是现在的哪一个呢?

太座大人问:“才讲几首而已,不需要这么大阵仗吧?”

“当然需要!我希望自己孩子遇到一位怎样的老师,我就要先努力让自己成为那样的老师才行,因为我们不能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别人那里”,我说。可喜的是,我看到每个学生都在努力和得到收获。


昨天上午第四节是我的游学课。下课后收拾教室耽误了点时间,错过了幸福学堂感恩节活动的精彩开场拍摄。后续的拍摄,60分状态,拍到了该拍的,但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这对一名前摄影记者和街头纪实摄影爱好者的我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头脑在变得迟钝。如果没有思考,所谓的观察和拍摄只是一个在场证明而已。我该去练练手了——下个周末如果天气不错,就带上相机进城去扫街。距离上一次扫街,已快两年。


周一,在校长办公室,告诉了颜群宇校长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下个学期不再上任何一个年级的任何课程,只做好我的摄影师、自媒体编辑和游学设计即可。因为我常常在课堂上会忍不住说一些我认为是常识,但在当下环境里可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能会给我自己、家庭和学堂带来麻烦的话。然而我并未得到校长明确的答复。

说到“常识”,或许我可以找个时间和学生一起再学学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例如下面是高中文综解析题材料:

社会源自我们的需求,而政府源自我们的罪恶。前者从正面提升我们的幸福,而后者约束我们的罪恶,从反面促进我们的幸福……如果良心的召唤是清晰而始终如一的,并且得到不容抗拒的遵从,人类就不需要另外的立法者;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发现必须拿出部分财产来建立保护自己其余财产的机制。既然保障安全是设立政府的出发点与终结点,那么毫无疑问,最能保障我们安全,而且成本最小、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府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政府。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如果学生读过《常识》全文,就知道省略号“……”里省略掉什么,对这一段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材料,恐怕又有不同的解读吧?!

“……一个推动交流,另一个制造差别。前者是守护者,后者是惩罚者。在任何状态下,社会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而政府即便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则令人难以忍受在我们遭受苦难时,或者受到由政府导致的同样的苦难时,虽然这种苦难既是是在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会遇到,但想到是我们自己制造了苦难,我们会更感痛苦。像衣服一样,政府的存在是失去纯真的标志;国王的宫殿是建立在天国凉亭的废墟之上的。”


要在打开快门之前思考与观察
心灵与头脑
才是相机真正的镜头
——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

照片摄于1941年12月,是世界肖像摄影巨匠卡什的成名之作。在拍摄丘吉尔这位“伟大的军事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时间里,丘吉尔总叼着一支雪茄,神情闲散。与人们熟知的坚毅、自信、镇定不相符,于是卡什走近丘吉尔,一把扯掉了他嘴上的雪茄,在丘吉尔正要发怒时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发表后,极大地激励了英国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成为英国人的精神象征。照片本身也成了世界摄影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影像,一举奠定了其国际肖像摄影大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