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二日，向贵州书城公众号投稿一篇，换来百元购书券。今日周六，清明假期第一天，和女儿进城领券购书。疫情期间各行业萧条至极，上下四层，店员比顾客多。

想买袁枚《随园诗话》全本，二〇一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冯至《杜甫传》，一本都没买到。买了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古代版刻元曲小令》。

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二十七种中一种，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印，定价四十五元。因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而大卖。二〇一五年少林寺释永信事件时，这个系列从书中一种《少林很忙》大卖，原本这书和释永信事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因为这个书名就让人以为二者有了不止半毛钱的关系。“译文纪实”系列从书，架上这本是第七种。

《古代版刻元曲小令》，线装书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定价四十八元。四眼线装，内页宣纸包背装，印书根，简体竖排。这是看书买书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巾箱本。

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便于携带的小开本线装书。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线装书的巾箱本，就是现在的袖珍本、口袋本。

买这本书，有个趣事。

在贵州书城“国学·古籍”区，发现这个“古代版刻”巾箱本系列从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绣像唐诗》《西厢记》《元曲小令》五种，各有两本。前三种有拆了塑封的试读样书。“三国”、“水浒”绣像，在各种版本中见过一些。《绣像唐诗》选的是《唐诗三百首》里一百首流传广泛的诗配图，也常见。
问店员是否可以拆《西厢记》塑封看看。店员看向一主管样中年妇女。主管点头同意。正要开拆，主管突然一边喊：“不行不行”一边从店员手里把书拿过去，“这个书不能拆封。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她拖长了“太”字以强调书价，“这个书纸软，一拆就是废书了，就像那几本一样，我们拿起就没办法了。”

“那能不能把那几本废书处理给我？”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还是忍住，从她手里接过《西厢记》，说：“那不拆开看看，我怎么知道书里选的是《西厢记》哪个版本呢？”

“都一样的，是古代版本。”主管指着红色护封套上“古代版刻”四个字说。

“厄……不是这个意思。书有很多版本，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间，有的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图画和字的。”

“厄……像这个”我拿过试读的那本《水浒传》，翻开给她看，“你看，这本前面四十幅是明崇祯十四年刊行的陈老莲绘《水浒叶子》，后三十八幅是明崇祯广东雄飞馆所刻《水浒》《三国》合刻本《英雄谱》中《水浒传》选录插图，很明显后面三十八图与前面四十图，不论画风还是画工都有明显不同。所以我想看看这本《西厢记》选的是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差别很大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上面是字下面是图画。这个书太贵了，我早就喊他们收起来，结果他们还是没收起来。”说着主管就让店员把这十本书收起来拿进库房了。

“好吧，那我去看看其他书罢。”我边说就边走开。心里嘀咕：饭馆小妹的基本功是背菜单，的士司机的基本功是要熟悉大街小巷，现在实体书店不景气，店员都不需要基本功了。转了一圈，还是挂念这几本小书，又转回去问店员，“那书你们收进去，不卖了吗？”

“卖的。你要我拿给你看。”店员转身进仓库拿出来，“你要哪本？我帮你拿去收银台，一会儿你下去结账。”

“啊……这真是和买彩票一样啊。”《西厢记》和《元曲小令》两本难以取舍，最后选了后者。《西厢记》绣像见过几种，元曲画谱没见过。店员拿了书就要下楼去收银台，我忙拦住说一本小书不劳专程送下去了，并保证“我不会拆塑封的”，店员才将信将疑把书交给我。

回到家，拆塑封的心情就像等彩票开奖。上文下图，小令诗意与版画意境相得益彰，颇有趣味性和欣赏性。元曲小令八十首一一配图，是从明臧懋循编《元曲选》和明黄凤池编《唐诗画谱》木刻版画诗意图选录混编。虽然没有注明各多少幅图，但从画风可以明显看出，大概各占一半。混编不利于读者了解不同版本的特点，但或许是为了混淆用《唐诗画谱》尬配元曲小令。文字排版也不佳。书刊正文排版规范要求“单字不成行，单行不成面”，但这本小书的排版中，曲牌和曲文频频出现单字成行。还有个不佳，线装竖排却是简体。所以线装书局这个“古代版刻”系列，有一本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