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品味不俗、内涵丰富，在此地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主导的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品味和文化。居民们也读点东西，但读得不多——主要是路牌啊，自助洗衣机说明啊，麦片盒子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这就好比某个爱恶作剧的神灵把一家昂贵的肉店安插在遍地是素食主义者的镇上。”

一看就知道这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出自一副尖牙利齿自负顽固的嘴脸（就像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如果我说这段话就是对位于我大新添寨的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处境的精确描述，连太座也会赞同——新添寨的主体居民就是几个三线号码军工企业工人，现在第一代“三线”人退休了，顶替父母进厂的二代“三线人”是这个地方的主流人群，常常会遇到渐渐也接近退休年龄的他们穿着工装逛超市，说着不知道是哪里口音的普通话，并且有着对说本地话的原住民不屑一顾不知来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个书店近一年来在这里的经营是举步维艰，用老板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所以买书的人更少）。

对我村这家书店如此了解说出这番话的，不是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不是我，是美国评论家乔·昆南（Joe Queenan）。在他写的《大书特书》里。他说的当然也不是我村的书店，是他自己居住的柏油村先叫“书栈”后改名“书·物”最后倒闭了的书店。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村”真的把全球都变成了村子。

今天看完乔·昆南（Joe Queenan）的《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1版1印，还是淘来的旧书。扉页上的售书章是“山西省新华书店”，前任主人写了购书日期：2017年3月17日。我没有旧书癖，如果有选择（钱），我也想买新书。

6年前刚搬到这新添寨外的山上时，现任孔学堂的总经理X先生顺路来过家里一次，看着当时我书架上稀稀捞捞百多本书说，没几本书嘛。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书架上就这么几本书，这也能叫书房？确实那时候就这么几本书。搬家前，我看书都是去图书馆借，去书店蹭。十几年前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去贵州省图书馆，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去大书店蹭各种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历史、小说，甚至是旅行指南，什么都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搬到这里以后，进城去一趟图书馆和书店公交往返三小时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新添寨中心倒是有一个区图书馆，但里面的书……简直下不了手从架上抽出来，所以我的阅读来源被掐断了，被逼无奈才开始买书。为了有限的预算能买到更多的书，二手书和淘旧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6年来，就这么断断续续买买读读，书架上渐渐充盈有了这1200多本。

现在，我每年至少读上50本书，100本也不难，借乔·昆南在《大书特书》里的话说：“但到了新年前夜，我还是觉得一事无成。”并且“如果你没读过《尤利西斯》，你就还是街头可悲的土包子，而且一直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提起《尤利西斯》，我当然要告诉他，《尤利西斯》我一直在读啊，它就在我的右手边的书架上，和《都柏林人》，还有爱伦坡、哈耶克、茨·威格、梅尔维尔、福克纳，以及我讨厌的杜拉斯他们在一起。现在疫情凶猛，我每天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和这帮老头老太太混在一起。

据说，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法国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爱尔兰“意识流”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三部同样难读的小说。

终于，我还是入手了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一本据说起个床都要写上十几二十页的小说。还有美国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

入手《尤利西斯》，是因为从昨晚十点半到现在，翻完了西尔薇娅·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这本25万字的书里，起码有十万字在写书店与乔伊斯从认识到熟识和《尤利西斯》的印刷、出版，另外15万字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

昨晚十点半开始看《莎士比亚书店》，是因为我以为能支撑到入睡的法国短篇小说家让·保尔·迪迪耶洛朗的《6点27分的朗读者》，竟然提前看完了，于是不得不穿着睡衣极不情愿的离开温暖的被子，冲到书房换书。

《6点27分的朗读者》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开始看的。这部6.5万字的小说，说了一个“毁书巨兽”机器操作员和一个超市公厕清洁员，一对城市里的平凡男女因阅读和写作而偶遇的爱情故事。简单到像日复一日的普通日子那么真实，所以阅读顺畅，一气不停歇两小时的轻阅读“顺滑”看完。但我昨晚备完课后，开始看的是杜拉斯的《厚颜无耻的人》。是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玛格丽特·杜拉斯。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士元译的《厚颜无耻的人》，半小时，我就只看了20页。其间看不明白而返回来重读了两次，一次是在第10页。不太明白到底是翻译的问题还是这就是作者所谓的“写作风格”。读不下去，插回架上，旁边还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随她去吧，反正是没心情再碰杜拉斯了。

在此之前，备课间隙翻完了王强的《读书毁了我》，所以我必须得再找一本书来补白。《百年孤独》好多年以前看过，基本上全忘了，所以哪天半夜醒来睡不着，应该会再从书架上抽出来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