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但却比从富士山上吹来寒风的日子还要冷，是那种透彻心扉的寒。虽然腿一直捂在被炉里，小腹还是被丝丝寒气渗得隐隐作痛。（永井荷风《雪日》）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岩井俊二《情书》）

云雾缭绕，背阴的山峦和朝阳的山峦重叠在一起，向阳和背阴不断地变换着，现出一派苍凉的景象。窗下枯萎了的菊花篱笆上，挂着冻结了的冰柱。屋顶上的融雪，从落水管滴落下来，声音不绝于耳。（川端康成《雪国》）

昨夜的雪，一直下到今天午饭前才止住。因为疫情，大家都“阳”在家里，即便外面堆积了几厘米厚的积雪，也看不到小孩出来玩。昨天测了抗原，还是强阳，今天继续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养病，还好有读不完的书——李长声随笔《纸上声》，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1版1印，仍是淘来的旧书，出版快20年了还九成新，约15万字，40篇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91本。这一本谈得更多的是文学性的东西，所以远不及前面读过的几本轻松，但仍然算有趣。

松本清张看来，文学需要有扎根于生活的思想，然后才行诸文字。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这三位作家没有生活经历，只能在头脑中制造人生，所以他们的文章是“人工的”，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装”。松本清张一向对性的描写很克制，这就是作家的资质。小说不是要起到春宫图的作用，床上戏是情节需要之类说法也近乎扯淡。故事是人编的，没有哪个场景非要不可。（《重读松本清张》）不能再赞同。故不喜渡边淳一，进而是村上春树，今日大雪，又翻看了一遍《雪国》，更觉得川端康成矫情。

井上厦高中三年间，看了一千部电影，而且像父亲一样热衷于投稿，时见刊登。井上厦好读书，书评也独具慧眼。他说：世上有两种人，没有书读也能活下来的人和不能的人。（《井上厦的品格》）当老师，尤其是语文、文学类老师，不先读一千本书，写一二十万字练笔，可以说是连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不读书的语文（语言文字）老师就像当下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会写作的人在教写作，一塌糊涂，狗屁不通。

日本有一说：出版耐得住萧条。确实，经济不景气，没钱出游，没钱购物，闭门读书是最好不过的。图书馆借阅有益于文学，但对于作家来说，书店便少卖他们的书，拿不到版税。畅销书作家或许不在意图书馆的入藏，但对于那些出书难卖掉、不再版的作家来说，事关生计，不免要抱怨。有作家说，大家在图书馆免费借阅，等于白吃鸡蛋，鸡就瘦死了。看来，图书馆是文学的战友，却像是作家的敌人。（《作家与图书馆》）这应是日中两国的国情不同罢。日本人均年阅读量是中国的近7倍，现在中国借口电子书的冲击，导致读纸质书的人减少，但不论读什么书，年人均阅读量不到7本书，这个就是不读书，和纸质书电子书没有关系了，否则读纸质书少了，读电子书应该增加才对。话说，日本的二手书交易流通市场也很成熟。像我这种新书价格连年攀升买不起，基本上全靠定价三折四折的二手、旧书续命的穷人，作者也是拿不到版税的。假如有朝一日我也出了书，到底是不是希望公共图书馆入藏？到底要不要希望也在二手书市场上看到自己的书？这个有点纠结。因为我的书，注定是不会畅销的。

一个半星期，整理完中学部和小学部的图书馆。两个图书馆加起来的藏书总量，不及我个人的书多。是我的书太多了？还是图书馆的书太少？

我有没有看过欧·亨利的作品集？

没有印象。应该是没看过。

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十五种之一，二〇一二年六月一版一印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收短篇小说十五篇，昨天读完，篇篇都是很久以前就读过，但又记不起来在哪里看的。今早散步，想起可能是小时候在《读者文摘》《意林》这样的杂志上看的，否则实在是找不出在哪里看过。欧·亨利的短篇，转折又转折，反转再反转的欧·亨利式结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愧是和契诃夫、莫泊桑并列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好看。契诃夫看过一个选本，这个系列也有，接着再读一边也不错；莫泊桑是在小学时候看过的（记忆中，我在初高中就几乎没读书——包括教材），再读也正好再重温一下旧时光。

赵松《抚顺故事集》，豆瓣读书“2015年度中国文学”排名第五，百分之四十八的读者评了四星，百分之二十九的读者评了最高的五星，豆瓣综合评分在八分以上。今天看下来，这本书评分水分有点大，六分应该算是比较合适。是不是也可以从这本书的综合评分，看出豆瓣读书的东北用户比例？

每个月固定要加三箱油才能维持。一箱400元左右，三箱在1200元上下。两箱汽油饮车，半箱饮我——每个月买书的钱大概也是半箱油钱。

受疫情影响，年前买的书，今天还没发出来。还好家里有“存货”，否则就要等米来下锅。手边三本“古诗十九首”的书，都是这几年东一本西一本不知道怎么就闲散来的，还派上了正经用场。看完“古诗十九首”，就要到唐诗，书架上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和《诗词格律十讲》，不晓得能不能读懂，之前随便翻了翻，困难。金圣叹选批的唐诗六百首和杜诗，还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必须要读的；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有必要读。读不完！怎么办？

最好先读点其他的缓解一下紧张和焦虑。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2018年6月2印。我把读库出品的这种10万字以内，小巧轻便一册，半天就可以翻两遍的“通勤口袋书”叫做“读库本”。前段时间还看过另一本“读库本”——莉迪亚·派恩《书架》。读库出品的“读库本”，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兼顾，而且比“企鹅小黑书”还要更“冷”，我会留意旧书市场。话说，淘到的三辑“企鹅小黑书”通勤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

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是《大书特书》，乔·昆南说有的出版商和作者反感旧书市场，因为旧书的买卖让出版商和作者无利可图，甚至利益受到损害——这笔钱本来会用去买新书。现在我很难去分析清楚到底是先有读者再有的作者和出版商，还是反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但我知道的是，旧书交易让更多的人读到了更多的书，也让更多的书被更多的人读到，这好事一件。当然，在这一点上，电子书也做得很好。

现在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抵制电子书常被视为守旧、不合时宜。不过还是有两点让人欣慰：也是在前段时间看的一本书里写的，虽然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的比例并不大，没有超过20%，纸质书仍然大有市场；老的死掉了，年轻的加入了，看书的人数大概还是维持在一个数字上下，但因为人口总量变大了，所以显得好像这个群体的人数变少了。以前一条巷子里住了10家人，怎么样都会碰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见面次数多了偶尔也会聊一聊。现在还是那一条巷子，但层层叠叠住了200家人，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大概五万字，我翻了两遍，并且以后可能还会再读，并推荐给其他人（除非有人要求，否则我通常不会这么干）。这本小书读完，大体留下如下几句脚印：

1、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

2、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

3、查尔斯·艾略特认为人文教育应该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但很多人认为（学校里）有些科目不值得教授。艾略特的办法是，让教师提供学生所需，而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

4、要想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网络搜索。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

5、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

这两周在拟新学期图书馆增补书单。现在疫情依旧紧张，百业凋敝，要不要把“企鹅经典小黑书”列入学堂新学期图书增补申请单里？什么时候能开学还是未知。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

“它品味不俗、内涵丰富，在此地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主导的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品味和文化。居民们也读点东西，但读得不多——主要是路牌啊，自助洗衣机说明啊，麦片盒子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这就好比某个爱恶作剧的神灵把一家昂贵的肉店安插在遍地是素食主义者的镇上。”

一看就知道这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出自一副尖牙利齿自负顽固的嘴脸（就像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如果我说这段话就是对位于我大新添寨的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处境的精确描述，连太座也会赞同——新添寨的主体居民就是几个三线号码军工企业工人，现在第一代“三线”人退休了，顶替父母进厂的二代“三线人”是这个地方的主流人群，常常会遇到渐渐也接近退休年龄的他们穿着工装逛超市，说着不知道是哪里口音的普通话，并且有着对说本地话的原住民不屑一顾不知来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个书店近一年来在这里的经营是举步维艰，用老板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所以买书的人更少）。

对我村这家书店如此了解说出这番话的，不是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不是我，是美国评论家乔·昆南（Joe Queenan）。在他写的《大书特书》里。他说的当然也不是我村的书店，是他自己居住的柏油村先叫“书栈”后改名“书·物”最后倒闭了的书店。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村”真的把全球都变成了村子。

今天看完乔·昆南（Joe Queenan）的《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1版1印，还是淘来的旧书。扉页上的售书章是“山西省新华书店”，前任主人写了购书日期：2017年3月17日。我没有旧书癖，如果有选择（钱），我也想买新书。

6年前刚搬到这新添寨外的山上时，现任孔学堂的总经理X先生顺路来过家里一次，看着当时我书架上稀稀捞捞百多本书说，没几本书嘛。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书架上就这么几本书，这也能叫书房？确实那时候就这么几本书。搬家前，我看书都是去图书馆借，去书店蹭。十几年前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去贵州省图书馆，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去大书店蹭各种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历史、小说，甚至是旅行指南，什么都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搬到这里以后，进城去一趟图书馆和书店公交往返三小时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新添寨中心倒是有一个区图书馆，但里面的书……简直下不了手从架上抽出来，所以我的阅读来源被掐断了，被逼无奈才开始买书。为了有限的预算能买到更多的书，二手书和淘旧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6年来，就这么断断续续买买读读，书架上渐渐充盈有了这1200多本。

现在，我每年至少读上50本书，100本也不难，借乔·昆南在《大书特书》里的话说：“但到了新年前夜，我还是觉得一事无成。”并且“如果你没读过《尤利西斯》，你就还是街头可悲的土包子，而且一直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提起《尤利西斯》，我当然要告诉他，《尤利西斯》我一直在读啊，它就在我的右手边的书架上，和《都柏林人》，还有爱伦坡、哈耶克、茨·威格、梅尔维尔、福克纳，以及我讨厌的杜拉斯他们在一起。现在疫情凶猛，我每天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和这帮老头老太太混在一起。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这是岩井俊二《情书》第一章开头的一句话。

昨晚看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到很晚，一直等除夕零点大放鞭炮烟花“接年”后才睡。半夜开始下雪，天亮拉开帘子，躺在床上透过玻璃门，后院一片白茫茫，安静的早晨只听见雪落下的细细沙沙声。

早餐后一家在花园玩雪，积雪有五六厘米厚。清冽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站在漫天的雪里，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今年冬天不用去北海道也能看到雪了”这么句话。

下午看完叶冬心译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在书架上，找到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岩井俊二的《情书》。

《雪国》是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8月1版，2011年10月3印，集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波千鸟》和《抒情歌》五种代表作的版本。七八年前看过，随手翻翻就插了回去，“穿过界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的开篇一直印象深刻。

《情书》是去年九月淘来的旧书，也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2009年2月1版、10月3印，11万字，定价25元，9.2元购入。买来后就一直插架没看。下午三个小时，在晚饭前看完。安妮宝贝的序实属多余，拿掉才好，纯净。

在《情书》第八章，藤井树在写给渡边博子的回信里说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同学藤井树，和她一样都是学校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那家伙一来图书室，肯定要来借几本书”，“他说没人借的书很可怜”，“这事的的确确发生在期末考试时。”

“没人借的书很可怜”类似的话，我在1月9月也曾对学生说过，还发了朋友圈。

1月9日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和《情书》里写的一样。我是学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也和《情书》里写的一样。上午的考试结束后，我把中学部图书区的书籍又重新整理上架。盘腿坐在地上看书的学生问我：“豆总，这些书都整齐的，为什么你还要搬上搬下再整理？”

“期末了，人要梳理总结一下好过年，书也要齐齐整整迎新年。书在架上如果没人翻没人读，好可怜。”我说。

世间，竟真的有这么巧的事。

这周起，除了中学部图书馆，新增小学部的图书馆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

半个学期来，小学部的图书馆虽然有管理员，但实际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图书分类混乱摆放杂乱，甚至有的书还没有拆封。这一周每天下午都呆在里面重新整理、分类、上架和拆塑封。给书拆塑封和一页页翻书，实在是一件让人沉迷、沉浸和沉醉的事。就和在家一样，心中郁结时就在书房整理书，边把书重新编排重新上架边随手翻书，出一身汗，就舒坦了。

下周起，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在小学部图书馆日常整理维护工作，周四还有一、二年级各一节图书馆课。这样我的图书馆、地理、历史和语文课的跨度就从一年级到高二了。

周五下午，原三联达德书店的老板看我一个人在小学部图书馆整理书，就和我聊了半小时的散天，说了风油精、黄军装、花痴、标点符号等七八位她开书店时遇到的很有个性的老顾客。我真心希望她能写下来，一篇一个人，她和这些人鲜活真实得简直不真实，就像不是活在这扯蛋的人间。这让我想起最近刚翻完的枕边书——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枕边书两种。一是不变的《弘化常诵佛经系列》，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佛说阿弥陀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五部经的合集。不想看书或半夜醒来睡不着时，翻开读几页。一种常换，风格不定，全随心情。最近的是看多了也没什么营养的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董桥的《清白家风》，林行止的《远游·鹅肝·松露》和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好处是轻松不费脑子。

读书和做图书管理员，实在是一个见自己和见众生的事。只是要做到看在眼里，烂在肚子里。就像太座大人说的，能做到看书越多说话越少，才算是有一点点真学问，否则都只不过是以助饭后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