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柏林贝贝尔广场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鹅卵石广场中有一个玻璃圆盘盖着的地下室，里面装满了空空的书架。参观者可以向下看，设想当年成千上万册图书只因表达了某种思想而在这里遭到销毁。

1933年5月10日，成千上万的学生骄傲地穿着他们的大学校服，在贝贝尔广场将一本接一本的书投进火海。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其间，焚书之举被短暂中止，以便一位学生组织者发表有关这次集会的主题演讲。他说，为了纯洁德国文化，必须焚毁所有威胁纳粹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图书与文献。当焚书行动继续进行时，另一位学生开始宣布被焚图书的作者名单，并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对德国有害。

为了确保柏林焚书事件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纳粹当局对此进行了电台直播，还将其拍成电影。随着焚书信息的广泛传播，又发生了93场焚书活动，每场活动都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媒体的高强度报道。基尔大学的学生们搜集了2000册他们认为对德意志精神有害的文学类图书，搭起一个巨大的篝火堆，还邀请公众到现场观摩焚书。在慕尼黑，学生们从大学图书馆搜出一百年来的多卷本图书，在当众焚烧之前，还举行了独特的火炬游行。到1938年，纳粹查禁了18类图书，包括4175种，565位作家的作品。

一直以来，世界上最有力的思想和观点都蕴含在书籍中。德国，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国家，以哲学家和思想家闻名于世，怎么能容忍图书馆大清洗、图书大销毁这样的行为呢？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学生没有，教授也没有。在很长时间里，大学是德国的光荣，现在却变成她的耻辱。《纽约时报》把德国的行为称为“文学大屠杀”，并且评论道：“国家意志以这种方式呈现，显得愚蠢和不知羞耻。”美国图书管理员们相信抵抗这场“文学大屠杀”最理想的武器与装备便是图书本身。当希特勒试图通过摧毁“文字的世界”来加强他的法西斯主义时，图书管理员则要求美国人读更多的书。这期间美国两次如火如荼的与书有关的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是著名的“胜利图书运动”（VBC），第二次图书运动即“战时图书协会”组织并出版发行的“军供版图书”。士兵们对这些图书的反应热烈空前。这些上亿册图书不仅在美军中，而且在欧洲其他军队，甚至在德军战俘中，都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很多年，并延伸到美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周的三本枕边书，竟然莫名其妙串了起来，而这三本书并不是买于同时同地，甚至在我开始读第三本时都没有发现三者中的这种联系。现在，米尔顿·迈耶、莫里·古皮提尔·曼宁这两位美国人的作品《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同德国人福尔克尔·魏德曼的《焚书之书》放在了一起。以往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解更多的把焦点对准充满枪炮声的战场。通过这三本书，可以了解到，枪炮声中的战场仅仅是二战最为突出的一面，而如果从整体考虑，以往对二战的理解就太片面了。莫里·古皮提尔·曼宁《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图书管理员版的二战。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这是岩井俊二《情书》第一章开头的一句话。

昨晚看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到很晚，一直等除夕零点大放鞭炮烟花“接年”后才睡。半夜开始下雪，天亮拉开帘子，躺在床上透过玻璃门，后院一片白茫茫，安静的早晨只听见雪落下的细细沙沙声。

早餐后一家在花园玩雪，积雪有五六厘米厚。清冽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站在漫天的雪里，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今年冬天不用去北海道也能看到雪了”这么句话。

下午看完叶冬心译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在书架上，找到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岩井俊二的《情书》。

《雪国》是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8月1版，2011年10月3印，集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波千鸟》和《抒情歌》五种代表作的版本。七八年前看过，随手翻翻就插了回去，“穿过界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的开篇一直印象深刻。

《情书》是去年九月淘来的旧书，也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2009年2月1版、10月3印，11万字，定价25元，9.2元购入。买来后就一直插架没看。下午三个小时，在晚饭前看完。安妮宝贝的序实属多余，拿掉才好，纯净。

在《情书》第八章，藤井树在写给渡边博子的回信里说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同学藤井树，和她一样都是学校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那家伙一来图书室，肯定要来借几本书”，“他说没人借的书很可怜”，“这事的的确确发生在期末考试时。”

“没人借的书很可怜”类似的话，我在1月9月也曾对学生说过，还发了朋友圈。

1月9日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和《情书》里写的一样。我是学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也和《情书》里写的一样。上午的考试结束后，我把中学部图书区的书籍又重新整理上架。盘腿坐在地上看书的学生问我：“豆总，这些书都整齐的，为什么你还要搬上搬下再整理？”

“期末了，人要梳理总结一下好过年，书也要齐齐整整迎新年。书在架上如果没人翻没人读，好可怜。”我说。

世间，竟真的有这么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