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时，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时人这样议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所以人一旦尝到权利的滋味，再要放下已是不可能，更何况是代天行事的皇帝。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的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事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的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可悲！可叹！将天下和天下人系于一人而愚忠之闹剧的历史责任，以及世袭君主制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