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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481-2】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之过宫风波

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时,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时人这样议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所以人一旦尝到权利的滋味,再要放下已是不可能,更何况是代天行事的皇帝。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的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事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的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可悲!可叹!将天下和天下人系于一人而愚忠之闹剧的历史责任,以及世袭君主制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