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被诛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对金的战与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其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也即是不惜代价，不顾国体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最终达成的嘉定和议，函首乞和是一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在开禧、嘉定之际的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成为了唯一的赢家。

史弥远专权，标志着南宋继韩侂胄之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距韩侂胄败死，仅只两年半。

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诛韩之后，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方面完全缺乏明智的洞察力，而且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他的专权之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在金国垂亡之际，竟安于苟且偷安，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然而仅仅把责任推给权相，也实在是太过幼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也是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途，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48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