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门径务实手册》，一本工具书，枯燥、乏味、实用，没什么废话。和之前的《关于策展的一切》、《博物馆12讲》、《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以及放在桌上待读的《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一样，都是因工作和小兴趣的需要而进行的延伸，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乡村旅行”和“逛博物馆”。“乡村旅行”指的是在希望最终能够成为一家真正的社会企业的贵州生生乡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与贵州农户一起销售农产品的尝试；“逛博物馆”指的是在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贵州工业口述史项目，不过由于个人能力、知识面和累积的浅薄，在口述史工作上投入得并不多。

口述史，好像人人都可以做、都能够做，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祖父母、父母、亲戚或行业人物留下个人生平回忆，进而为家庭、家族、行业、社区留下口述历史记忆档案。但相关的知识、训练和经验积累也是必需的，例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档案学、法律和大众传播等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与受访者所属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准备和经验的积累。然而不论是“乡村旅行”的社会企业还是“逛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统一的传统与规章。所以在我看来，无论具备了何种条件或有了怎样的准备，做，才是真正重要的。只要去做，即使没有理论，也定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径。

科技不断发展，口述历史的记录手段也越来越简便。做口述历史，能够把整个社会和历史洪流中的一个个的个体的音容笑貌、个人经历、经验和智慧记录并珍藏起来，并成为一种精神遗产得以继承，这是留给后人的最好礼物，也是对历史的小小贡献。“做口述历史的人，有理由感到满足并自豪”。
口述历史用人们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们。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们自己动手构建自己的将来。（[英]保尔•汤普逊）

2014下半年的一天，在网上买书看到有个买满多少减多少的优惠，于是把收藏夹里《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加进了付款清单。这两本当初放进收藏夹时只是匆匆看了书名，以为是正好又和工作多少有点关联的工具书。

正月初四，大雾阴冷不宜野出，备好了纸笔，安顿好了娃，正襟危坐在桌前翻开，野？《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咋个是艺术评论文集嘞？不是策展写作闷？挖哦！这酸爽，就像之前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是和《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那样，充满了禅趣的摩托车修理手册；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对我这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伪爱好者来说，完全无法把各篇章之间联系起来。不过终于还是有收获——哪怕只是谈资而已——真正的历史人类学需要构建一个兼顾时间与空间的框架：“人类学的岛屿”这一提法凸显了传统人类学研究在社会空间上的界限性，从共时性的角度研究作为整体的某个地方社会；而历史学则更多关注不同世界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状态与变迁过程；二者的结合则正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而‘社会’则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
简单看书名买书还是太冒险了。我的问题就在于，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他者的历史

“历史在变化中发生，或许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历史首先是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同时，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而现在，历史成了专家们操持的文本工具，成了现成知识，成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成了无数新闻、旧闻与轶事的集合，成了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去一再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

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正在进行中的“贵州工业口述史”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截止到2015春节前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日（2015年2月14日），博物馆的小伙伴们在博物馆各位顾问的指导和带领下（这个不是客套话），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超过130位深度参与贵州工业史中各种人物，整理出来将超过400万字和近300小时的口述记录。这只是一个开始——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尝试。如果能完成第1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在试着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如果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

之所以觉得要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有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唯一）版本，也不应该被各种意识形态固化。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历史事件之中所有人的历史，而不总是被升华、提炼、萃取的“历史”。如果一个事件有5000人参与和卷入其中，那关于这个事件的表述，就不会只有唯一的一个声音；每一个事件中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关于这件事的发展脉络和结果，都有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体温和记忆，而不能被抹掉或总被一句“高度浓缩”的标语或“定性的结论”所覆盖。由那么多人一起身处其中、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个接着一个事件，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怎么可能是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

一个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即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都不是强迫性的追溯既往，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历史”便是建立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承认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那么，历史的真相，可能是没有真相，也可能是有无数个真相，也可能是无数个真相所构成的群体意识的“真相”。而这个“口述历史”的行动本身，也已在重现、构建、参与和组成新的“历史”。因为就算我们如人类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客观，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类学家也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理解的对象——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Leach 1989:39）。

现在看到的，和这个博客里过去10年来的各种哼哼唧唧，都可看作由我自己进行的自己的“私人历史”，我既是“我”的主体，也是“我”的客体，同时呈现为并行的“我们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他者”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所以“并行”，是因为“他者”不应该是被牵扯进“我们的历史”才被历史所承认，而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与“我们的历史”无关的历史。

关于“乡土”的想象

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adjective）（Hastrup 1985:246），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
现在，全球建立起一个客体化的自然和根据“领土”来区分的民族空间，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都受到勘测，都被画入地图受到控制。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绘图行为，本地生活变成了展示，地方性日常经验成为文化资源，无数人群成为被注视的表演者。

由于缺乏足够的当地历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亲熟性的“本土经验”，文化性解读甚至人类学知识基础上的解读就沦为了寻找、辨识文化符号和身份印记的“征候式阅读”，甚至成为一种别具针对性的误读（“分享异国风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化误读的合法性），似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观测眼光，“文化”的概念才得以展露容颜。

在真实生活中，象征意义或文化设计与物质情况间并不是因果关系，概念实存与物质实存是同时存在的。身着传统服装、娴熟地搬弄本地民俗和政治符号，这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试图赢得认可。在可以看到的设法通过传统的重建以提高村民的自我意识时，看上去的那些试图想达成传统的重建的活动，正设法“使他们再变成他们从来也不曾是的样子”。因此，这样的解读、阅读和误读，只是种种关于“乡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