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被诛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对金的战与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其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也即是不惜代价，不顾国体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最终达成的嘉定和议，函首乞和是一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在开禧、嘉定之际的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成为了唯一的赢家。

史弥远专权，标志着南宋继韩侂胄之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距韩侂胄败死，仅只两年半。

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诛韩之后，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方面完全缺乏明智的洞察力，而且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他的专权之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在金国垂亡之际，竟安于苟且偷安，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然而仅仅把责任推给权相，也实在是太过幼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也是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途，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481本。

北伐的战幕是开禧二年（1206）四月下旬（6月上旬）拉开的。在此之前，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久被视为主战派旗帜和歌手的辛弃疾和陆游被罗致，最令韩侂胄得意。韩侂胄的北伐之议因他俩的关系而声望陡增，但他们也因此遭受种种非议。

也许韩侂胄认为，既然已经争取到了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就解除了辛弃疾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火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待到北伐从三路出击到全线溃败，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守不堪一击之时，韩侂胄又想到了辛弃疾。如今面对战既无力、和亦无方的局面，他准备以名位利禄将辛弃疾等知名人士笼络过来，为他支撑危局，分谤任咎。

开禧三年（1207）初春，朝廷颁诏任命辛弃疾为兵部侍郎：“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才之难得。”诏书当然是韩侂胄的意志。辛弃疾愤然表示：“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力辞新命，归居铅山。

同年二月，方信儒以枢密院参议官的身份带上乞和书函出使金国。九月上旬，方信儒返抵临安复命说金国要求五件事，说到第五条时不敢说。韩侂胄再三追问，方信儒才慢悠悠说道：“欲得太师头罢了。”韩侂胄闻语大怒。

韩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儒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起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只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随着北伐的失利，韩侂胄的地位也开始动摇。这时杨皇后与史弥远结成同盟发动政变，由殿帅夏震出手，一鞭击杀韩侂胄。

韩侂胄被诛的消息公布后，临安民众歌舞于市。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令国家大伤元气，士民饱受祸害，人们犹如送瘟神一样欢庆他的死亡。然而，民众已经看出：诛韩并非皇帝的“英断”，只不过是对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派别之间的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道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宁宗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有入梦，就倏然幻灭了。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正论，其它思想都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家一说的声音。朱熹理学也未能克服这一倾向。他们不愿意承认人心不同，见解各异，以道统自任，以严师自居，别白是否，毫不宽容。以这种态度去治学，至多引起不同派别间的讨论和争辩。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人越来越多进入官僚圈，问题就超出了思想学术的界限，他们以门户与道统为抑扬的标尺，虽主观上全出于至公，行迹上已涉朋党。

罢黜朱熹，揭开了庆元党禁的序幕。庆元党禁是党争，但却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竭尽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给予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声讨和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都是非颠倒了，善士相继坐绌，群小益以得志。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博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远胜过一般鹰犬。

庆元党禁和韩侂胄专政使吏风士风迅速败坏。韩侂胄援引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士林败类，多在庆元党禁中充当打手。另一类为无德寡能的佞幸小人，构成了嘉泰、开禧年间韩侂胄专政的台柱。于是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倚靠着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嘉泰政治的全景图。倘若如此以往，也许还能使这个王朝苟活得长久些。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的大计划，这无异于驱使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

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时，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时人这样议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所以人一旦尝到权利的滋味，再要放下已是不可能，更何况是代天行事的皇帝。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的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事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的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可悲！可叹！将天下和天下人系于一人而愚忠之闹剧的历史责任，以及世袭君主制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三个星期读了19本共一百多篇小说后，要读一点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以免堕入单纯的休闲阅读中。

宋史专家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这是一本关于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关键时代的时代史，也可看作宋光宗、宋宁宗父子的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历史学术著作，线索和引证原文都多，读起来慢，读一天，记一点，也不知道读几天，就记一篇是一篇。

在中国历史中，君主世袭专制政体有一个无解困局，那就是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判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如论南宋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思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得。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

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做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

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光宁之后，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