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新冠病毒第五天，康复中。枯坐于炉边一夜翻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总阅读量的第1288本。

这本《我的书房》是2003年4月，《开卷》杂志创刊三周年，以“我的书房”为题向作者征稿的合集。其中不乏周有光、范用、流沙河、何满子、金性尧、许渊冲黄裳这样的名家大家，然也不乏混迹其中的一二蠢货。岳麓书社2005年1版1印。忘了什么时候哪里淘来的。已出版17年的老书，不但纸张发黄，就连六十位作者中也有小半已作古。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干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流沙河《序“我的书房”》）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椠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陈四益《堆书的地方》）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龚明德《我的书房》）

摘抄的几段，于我亦然。这些年，我也是全靠阅读自救。现在看来，是一根手指已经摸到了岸。

浸泡在石川小百合奶奶的歌声里读兼好法师的随笔，正如书中所说“在孤灯下独坐翻书，与古人相伴，真是乐何如哉！”。

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

倘若无常野的露水和鸟部山的云烟都永不消散，世上的人，既不会老，也不会死，则纵然有大千世界，又哪里有生的情趣可言呢？世上的万物，原本是变动不居、生死相续的，也唯有如此，才妙不可言。

昨天翻完了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虎！虎！》。《<弥尔顿>序诗》中“我不会停止内心的战斗，我的剑也不会在手中安眠。”这一句深得我心。对于外国的诗人和诗歌，这么多年来，还是不得其门，如果说喜欢的诗人和诗的话，还是只是喜欢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和他的那首“至今多年/我都似/稻叶的刃/悬在四季间”。

今夜枕边书，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三刷。

上周末给学生的探究写作题里，提到了物质与非物质、大脑与意识。今天读完布鲁斯·格雷森《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报告》，对大脑和意识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知。如：

“思维是你所有意识到的思想、感情、欲望、记忆、希望等事物的总和。而另一方面，你的大脑是你头骨内那一团粉红色的灰质，由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以及支持细胞或胶质细胞组成。我们知道我们的思维和大脑之间存在联系，但是经过人们几千年的观察和几百年的研究，我们仍然不知道这种联系是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来解释思维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最常见的模型要么认为思维是大脑的产物，要么认为思维和大脑是两个独立的事物。但是这两种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思维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如果说大脑产生思维，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思维不是由大脑产生的，那么它从何而来？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思维和大脑之间的紧密联系呢？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就这个问题争论了几个世纪。

“正如哲学家阿瓦·诺伊所说：‘经过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数十年的共同努力，关于大脑如何使我们产生意识，如感觉、感情、主体性，只有一种观点不再受到任何质疑，那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线索。’

“关于这个问题，物理学家尼克·赫伯尔是这样解释的：‘科学最大的谜团是意识的本质。这并不是说我们掌握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理论不好或不完善，而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关于意识，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它可能与脑袋有关，而不是与脚有关。’”

如果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大脑的关系，科学家和哲学家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地活在当下，爱自己，爱家人，并努力去爱工作和工作中的同事、学生和其他的每一个人。毕竟，无论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你是否帮助过别人。

另外，我还需要找时间，重读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因为“正如诗人帕特丽夏·克拉福德说：‘你让孩子看彩虹时，工作会等待；但在你工作时，彩虹可不会等待。’充实地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不去计划未来或回忆过去，而是意味着你在计划或回忆时，要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体验中。”

◆正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一种具有强烈兴奋作用并极具成瘾性的邪恶药剂，变成了泛滥一时的消费品。1930年代时，这种药剂被制成药片，贴上“柏飞丁”（Pervitin）的商标，以合法形式风靡整个德意志帝国以及后来的欧洲被占领国，成为广受认可、在每一家药房都可以轻松买到的“大众毒品”。这种药品的成分是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它可以让人在明显疲劳感的情况下连续工作36—40小时。甲基苯丙胺作为一种具有兴奋作用的合成物，其原始成份的毒性并不像地下加工厂用简陋方法制作的冰毒那样强，因为后者在合成过程中往往添加了汽油、蓄电池酸液或防冻液等有害物质。

◆1897年8月10日，拜耳公司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用从柳树皮中提炼的有效成分，成功合成了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saure），这种药品被命名为阿司匹林，并迅速风靡全球。仅仅十一天后，这个人又发明了另一种驰名世界的药品：二乙酰吗啡——一种吗啡衍生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工合成毒品，它的商品名称是海洛因。海洛因自上市之日起，销量便一路高奏凯歌。拜耳公司的经理们骄傲地宣布，“海洛因是个好生意”，并把它作为治疗头痛和不适的药物，甚至配制成小儿止咳糖浆投向市场。如果宝宝肚子疼或睡不好觉，父母也会拿出海洛因给他/她吃。

◆德国国防军是全世界第一支以化学毒品为武器的军队。在唤起士兵斗志方面，毒品的作用功不可没，而在一战时，士兵们的斗志更多是受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

◆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突入法国，在短短不到100个小时，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便超过了一战四年的总和。“闪电战是靠冰毒控制的，甚至可以说，闪电战是靠冰毒取胜的。”

当然，如果简单把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覆灭归为毒品，未免太过片面和小说家言。但诺曼·奥勒的《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取得神奇胜利到败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角度。

周末两天，嗑书一本——诺曼·奥勒《亢奋战：纳粹嗑药史》。想找时间重读《一战史》《二战史》。

在绝对力量前，所有的战术和技巧都是不堪一击。

也闲书局淘书，遇到局座秋蚂蚱，受邀去办公室喝茶聊天，想借口先淘书再喝茶躲开，但这个理由对局座来说不成立。话说，也不知局座哪里来的信心，竟然想诱我在也闲书局做砖开讲座，这事于我就是借十个胆也不敢的，于是顾左右而言他。后续的谈话，在年纪比我大（他六十我四十四），读书比我多得多，人生经历丰富到我在这暗夜里也看不到他尾灯，思考力比我强好几个几何级，思想像无尽的夜一样深邃的绝对力量面前，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躺平，任强者的思想如洗锅的钢丝球对我从头到脚，从精神到肉身，从死皮到顽垢，一通摩擦，摩擦。一年多去几次也闲书局，是很有必要的，不被局座的思想之箭多洞穿几次，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浅薄和无知。

聊到读过的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书，局座反身从桌上拿起一本旧书，接下来我的操作就是洗耳恭听，然后走个神，想：我有没有读过什么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影响我人生的书？

结账离店，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我还在想：有没有我读过的哪本书深远影响过我？直到回到家，也没有这么一本书出现。就连字典也不能。只是小时候穷极无聊又无书可读，只好把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翻来覆去看，到最后翻到全书软趴趴松垮垮，封面也不知所踪。现在我记忆里的那本书，还是没有封面的样子。这，算么？这，不算么？应该算。如果没有这本《野火春风斗古城》，就不会有我现在这种报复性的买书和读书冲动。

一进也闲书局，我就像是回到了青春期，总是有一种想要买买买的蠢动。今天在也闲书局购书十四种二十一本，码洋一千二百二十元，实付五百八十四元八角，四八折不到。十四种书录于下，或许里面有某一本能对我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虽然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一点都没有乏味过。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七月一版一印，定价八十八元。这本书是局座推荐的，他说：“毛豆，这本对你上课有帮助。”我说：“好，信你。”

王闿运《湘军志》，朝华出版社“明末清初文献丛刊”之一种，二〇一八年三月一版一印，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墨香书屋刊本影印，十六卷，定价一百零八元。把书拿到鼻子前，深吸一口气，真香。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下二册），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一九年八月三版，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印，定价一百零八元。局座说如果他推荐人读史，就读春秋战国和民国这两段。我也一直没弄懂，为什么这两段时间天下大乱，但却是人类群星闪耀时，大师如群星一般。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八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七月五印，定价一百一十元。终于，还是买了。

李延寿《南史》第一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贵州汽车制造厂宣传科旧书，也闲书局定价十元。《南史》共六册，旧书区有五册，缺第六册，对我来说买一本还是五本都是一样的。买这本，只因读张岱《夜航船》中有句“《南史》：萧贲，竟陵王子良之孙。善书画，常于扇上为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自认为，境界不凡，以自娱为最高。

弗格斯·M.博德维奇《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六十二元。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二册），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定价七十二元，没有版权页。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全六册），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五月一版，二〇一六年三月七印，定价二百六十八元。

宫崎正胜《身边的世界简史：腰带、咖啡和绵羊》，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四月一版，同年八月二印，定价四十五元。

董桥《小品：卷一》，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四月一版一印，定价五十二元。有天，在哪本书里看到董桥的照片，老来蹙缩，于我想象中的翩翩形象极不吻合，又想起钱钟书说的，喜欢吃鸡蛋不须认识下这个蛋的母鸡。所以，董桥的书，只要没读过，遇到是一定要买的。

黄成《书痴旧梦》，海豚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四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二元。

王强《书蠹牛津消夏记》海豚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九月一版一印，定价一百四十八元。

唐德刚《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唐德刚作品集”之一种，二〇一五年二月二版，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印，定价五十九元。

沈迦《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八元。

“十·一”长假第二天，进城逛也闲书局。

从下午逛到晚上书店打烊，淘到新旧书十四种共十九本，实付金额合四七折不到。欢喜夜归路。

到家，拆塑封，太座大人又问：“你买这么多书，好久才看得完哦？”

我用今天结账时，回复也闲书局娇娇店长的话来回太座：“越是用得急的书越是看得快，最快一天看一本，看完还有读书笔记或者备课记录；闲书就不好说了，慢慢看，一个星期也不一定看得完一本。”

“啊你还是要少买点书哈。”她又说。

“我每个月总收入百分之五的购书预算，多乎哉？不多也。”我说。

今天的购书收获，旧书十种十三册记录如下：

钱泳《履园丛话》（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

《太平广记》第七册，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繁体竖排；

《清史稿》第三十七册，一九七七年七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内部发行版；

李贽《史纲评要》（中下册，缺上册），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权页在上册，在网上查了后，从品相看，应是一九七四年版；

赞宁《宋高僧传》（上下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版，二〇〇六年五印，繁体竖排；

胡义成《明小品三百篇》，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版一印，根据我一向的购书喜好，店长觉得这书应该我喜欢，专门给我留的，对“老”读者的特别照顾；

李冀诚《西藏佛教·密宗》，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一九九〇年四月一印；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93》，二〇〇〇年一月一版一印，店长觉得这本书不错，推荐给我；

林达《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三：我夜有一个梦想》，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二版，二〇〇七年七印，真正的畅销书。

新书四种六册：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册），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八月一印，二〇〇七年七月二版，繁体竖排；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八月一版，二〇一九年二月四印；

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德书吏与差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一年七月一版一印；

陈从周《梓室余墨》（上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五月一版一印；

俞晓群《精细集》，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七月一版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