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下半年的一天，在网上买书看到有个买满多少减多少的优惠，于是把收藏夹里《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加进了付款清单。这两本当初放进收藏夹时只是匆匆看了书名，以为是正好又和工作多少有点关联的工具书。
正月初四，大雾阴冷不宜野出，备好了纸笔，安顿好了娃，正襟危坐在桌前翻开，野？《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咋个是艺术评论文集嘞？不是策展写作闷？挖哦！这酸爽，就像之前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是和《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那样，充满了禅趣的摩托车修理手册；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对我这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伪爱好者来说，完全无法把各篇章之间联系起来。不过终于还是有收获——哪怕只是谈资而已——真正的历史人类学需要构建一个兼顾时间与空间的框架：“人类学的岛屿”这一提法凸显了传统人类学研究在社会空间上的界限性，从共时性的角度研究作为整体的某个地方社会；而历史学则更多关注不同世界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状态与变迁过程；二者的结合则正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而‘社会’则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
简单看书名买书还是太冒险了。我的问题就在于，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他者的历史
“历史在变化中发生，或许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历史首先是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同时，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而现在，历史成了专家们操持的文本工具，成了现成知识，成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成了无数新闻、旧闻与轶事的集合，成了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去一再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
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正在进行中的“贵州工业口述史”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截止到2015春节前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日（2015年2月14日），博物馆的小伙伴们在博物馆各位顾问的指导和带领下（这个不是客套话），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超过130位深度参与贵州工业史中各种人物，整理出来将超过400万字和近300小时的口述记录。这只是一个开始——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尝试。如果能完成第1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在试着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如果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
之所以觉得要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有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唯一）版本，也不应该被各种意识形态固化。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历史事件之中所有人的历史，而不总是被升华、提炼、萃取的“历史”。如果一个事件有5000人参与和卷入其中，那关于这个事件的表述，就不会只有唯一的一个声音；每一个事件中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关于这件事的发展脉络和结果，都有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体温和记忆，而不能被抹掉或总被一句“高度浓缩”的标语或“定性的结论”所覆盖。由那么多人一起身处其中、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个接着一个事件，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怎么可能是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
一个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即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都不是强迫性的追溯既往，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历史”便是建立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承认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那么，历史的真相，可能是没有真相，也可能是有无数个真相，也可能是无数个真相所构成的群体意识的“真相”。而这个“口述历史”的行动本身，也已在重现、构建、参与和组成新的“历史”。因为就算我们如人类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客观，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类学家也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理解的对象——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Leach 1989:39）。
现在看到的，和这个博客里过去10年来的各种哼哼唧唧，都可看作由我自己进行的自己的“私人历史”，我既是“我”的主体，也是“我”的客体，同时呈现为并行的“我们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他者”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所以“并行”，是因为“他者”不应该是被牵扯进“我们的历史”才被历史所承认，而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与“我们的历史”无关的历史。
关于“乡土”的想象
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adjective）（Hastrup 1985:246），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
现在，全球建立起一个客体化的自然和根据“领土”来区分的民族空间，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都受到勘测，都被画入地图受到控制。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绘图行为，本地生活变成了展示，地方性日常经验成为文化资源，无数人群成为被注视的表演者。
由于缺乏足够的当地历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亲熟性的“本土经验”，文化性解读甚至人类学知识基础上的解读就沦为了寻找、辨识文化符号和身份印记的“征候式阅读”，甚至成为一种别具针对性的误读（“分享异国风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化误读的合法性），似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观测眼光，“文化”的概念才得以展露容颜。
在真实生活中，象征意义或文化设计与物质情况间并不是因果关系，概念实存与物质实存是同时存在的。身着传统服装、娴熟地搬弄本地民俗和政治符号，这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试图赢得认可。在可以看到的设法通过传统的重建以提高村民的自我意识时，看上去的那些试图想达成传统的重建的活动，正设法“使他们再变成他们从来也不曾是的样子”。因此，这样的解读、阅读和误读，只是种种关于“乡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