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做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秦始皇没有放弃自周以来的天命观，也没有放弃自周以来天子的称号。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样，是靠老天爷的支持得到的天下，因而并不觉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被统治的百姓。这种周以来的天命观主宰了中国两千年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传统。这个城邦传统是希腊城邦建立的。他们基本上相信，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认。城邦的管理者是由公民推选，管理规则和法律须由有管理经验者组成的长老会议提出，经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同意。这种统治合法性或权力来源的看法和体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根本性不同。（邢义田《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统一也未见得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历史上每一个伟大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因为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还可能煽动别人……现在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位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上海书评选萃：穿透历史》，《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五周年精选集“上海书评选萃”之一种，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书如其名。总阅读量第142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