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后，大娃要在家看书，太座上班顺便送二娃上幼儿园，我搭车出门随便在一座山脚下车，上山捡松塔。由于是乡下，平时背电脑、文具的背包，现在有了新用途。装满一背包松针松塔就下山走路半小时到家，倒进几个种植箱里打底，透气又保水。上面再铺一层椰砖土和一层营养土，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种花了。最近几年的假期都是在每天编教材、大量读书、备课中紧张度过，神经和身体都紧绷着，好些年没有这种松弛感了。

午饭后给也闲书局敲了两千多字，完成了秋蚂蚱布置的“作业”，无事一身轻，读完海豚出版社“短篇经典文库”系列之一种，林白《林白六短篇》。这是继“海豚书馆”系列之一的《长江为何如此远》之后，读到的第二本林白作品，文字堪称一个“妙”——

雨已经整整下了半个月，连日阴冷，我一天比一天切肤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小时候曾听老人说，小孩子身上有一团火，到老这火就没有了，连夏天都会感到身上发冷。我今年不过三十多岁，却已经感到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真是从来没这么冷过，空气中就像充满了看不见的细细的针，它们又多又密，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骨头里。我抱着暖水袋睡觉，但暖水袋一下就变凉了。我把毛毯、毛巾被、棉被、毛衣统统压在被子上，被窝还是像冰箱那么冷，躺了一夜，早上一模，连屁股都是冰的，两条腿都冷麻了，双手像在寒风中吹了一夜，又凉又硬，肩膀也像挑了一夜担，累得发酸，这是因为蜷缩得太久了。全身上下，只有胸口还有一点温热。

《去往银角》这篇里的“冷”，可以说是贵州冬天的冷的真实描写，虽然写的并不一定是贵州。受云贵准静止锋影响，贵州冬天的丝丝细雨，绵绵不绝要下三个月，从空气到皮肤，从皮肤到骨头慢慢浸润，直至真的只剩下胸口的一点温热。

读过的书里，海豚出版社的精装书是做得最好的。并且这个“短篇经典文库”系列和“海豚书馆”一样似乎都不错，于是忍不住想要一口气读完这套文库的20种。这个星期，小说要读安逸了。

林白《林白六短篇》，海豚出版社“短篇经典文库”系列之一种，淘来九成新二手书，2014年10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58本。

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对将罗马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现实是，有的人他生下来就在罗马。有的人注定了一生挣扎，然而所有的挣扎都不过是不甘心、不认命，命运稍有改变与是否奋斗都没有关系，或许只是碰巧撞进了命运的裂缝里。歌里唱“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实是“九分天注定，一分靠板命”（板命，即挣扎）。哪里有什么天道酬勤，这不过是为了安抚不断躁动的社会底层人的安慰剂，对只有靠不断奔波苦苦忍耐才能活下去的人画的饼，对现实不甘心试图改变点什么的人的麻醉剂，似乎只要勤劳就会有未来，未来就会变得更好——当你什么都没有时，至少你还拥有勤劳。然而这只是让你能有一口吃喝而已，然后继续期待永远也不会来的美好未来。如果天道真的酬勤，为什么最富足的不是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日用尽全力才能活下去的社会底层？人世间的苦，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天地有何仁义？

周成林散文集《考工记》，加上序言共10篇对过去生活的记录，不做作，不高深，安安静静以克制的笔触，记叙了生活中难忘的点滴，写父亲、写母亲、写自己，顺畅而深刻。《考工记》是其中记录找工作的一篇。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切都是被无形之手安排好的。你一出生就被注定了成分，不同的成分又注定了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家庭以及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身份、没有生计，更罔谈生活——因为没有背景、成分不好的人就算得到了一份工作，也不过是社会最底层的、随时会被任何人取代的，收入微薄的活着而已。

周成林《考工记》，海豚出版社“海豚文存”书系之一种，2012年8月1版1印，三折淘来九成新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41本。

公元1795年，是乾隆六十年。这一年，乾隆85岁。如山的奏折，他已不堪重负；目光浑浊，他已无力再见帝国的远方。阅尽春秋的乾隆在紫禁城起起落落宫殿一角，建立了自己的退隐之所。“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但他看得见生前，却望不断身后。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兰西发生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写下《十全武功记》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成立，路易十六在第二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

周二和周四是一周里比较“艰难”的两天。周二在校时间长，早上八点到校，晚上九点值完晚自习的班离开，在校十三个小时；周四，全天除体育课外共八节课，我要上五节，其中还有四节是两个连堂。

今天守晚自习，不想备课，翻完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6本。

或许只有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由无数种小书组成的大书，称“部书”,“类书”，也称“丛书”。这样的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明代有《永乐大典》，但与《四库全书》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所谓《四库全书》，就是一部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的大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所以才叫《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约3.7亿字，而《四库全书》则差不多10亿字。《四库全书》犹如一座由无数单体建筑组成的超级建筑群，与紫禁城的繁复结构遥相呼应。在这座文字的迷宫中，林林总总的目录犹如一条条暗道，通向一个个幽秘的宫室。然而，无论一个人对于建筑的某一个局部多么了如指掌，他也几乎不可能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觉上，看清这座超级建筑的整体面貌。

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400万字，50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400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20世纪学者中，只有马一浮一人通读过《四库全书》，但也只是据说。

图书馆里，即使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16开压缩影印本《四库全书》，也有1500巨册，即使不预留阅读空间，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也足够占满一整间阅览室，让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局促。《四库全书》的珍本，全部线装，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四百六十万页，当年在紫禁城里，甚至需要一整座宫殿来存放它。那座宫殿，就是文渊阁。

周末闲翻书，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文渊阁：文人的骨头》，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5本。粗略以每本书20万字计，我的阅读量也有2.63亿字，颇感欣慰。

翻完这本写书和读书的小书，想起游学课中关于一个人读不读书会对一件事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的事——

中学游学广州组师生制定的计划里，有长隆欢乐世界一天的行程。因为与游学的主题和学术性无必要性和关联性，作为游学课教师，我认为行程天数可以不缩减，但这一天的活动须自费。学生不想自行承担这笔费用又无法说服我，撺掇随队教师Z来。她说：“我看美国游学活动也有一天的行程会去到环球影城，除了去名校学习去博物馆参观，游学过程中安排这样的环节让学生们放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国与广州，环球影城与长隆，我觉得二者没有可比性。”我说。

“环球是美国的招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为何没有可比性？”她不依不饶，最后说要把“环球和长隆是否可以相提并论这个话题放在中学部会议上大家一起讨论”。

果然，她在中学部会议的最后提出了这个议题，并得到了另三位老师的附议。我严词拒绝游学承担这笔费用，并且绝不认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一说。如果不是事关我任教的课程，此种观点根本就不值一驳。

长隆什么时候成为了广州甚至是中国的招牌了？且不说“招牌”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恰当，一个建城史超过两千年的城市，一个有信史记载近三千年的古国，二者的“招牌”怎么可能是一个建立才三十余年的旅游度假区？但凡多读几本书也不至于如此大放厥词说出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话。

上个月还从学生那里得知，Z作为上个学期的八年级历史课任课教师，一个学期的历史课就在带学生看一部有62集之多的连续剧《隋唐演义》。但凡多读几本书，也就不会拿演义当历史，拿演义改编的连续剧当历史教材了。这样的历史常识空白者是怎样成为历史教师的？这样的教学事故是怎样发生并持续一学期的？过去三年，总是有一些让人感到莫名的事。

清明节，放假一天。上周六（1号）已经全家去安顺上坟，今天在家休息。

去了一趟也闲书局。把春节后发来的10套也闲文创（每套为1本《也闲小记：2022》、一盒10枚书签和一个帆布包）中的6套带了过去，把陆陆续续付了款还没取的书拿回来，又顺手买了几本。寄存在收银台的书，今天看小票，最早的一本是2022年12月10日付的款。

今天买的都是“小书”，一是内容上不讲“大道理”，也不谈学术，只是随笔类容易读的短篇；二是开本小，口袋里一塞随走随读的口袋本，不过都很喜欢。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1印的《世界艺术欣赏：日本绘画艺术》，内里为《日月山水图》、《松岛图》、《白梅图》、《不动明王童子像（青不动）》等二十余张明信片，张张精美，可任意撕下其中一张来使用而不损坏小册子。喜欢。就是文字介绍少了。五折会员价，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留着，一本准备送给曙光老师。他在幸福学堂当了五年的艺术老师，上完这最后一个学期的课就要离开了。能和我东拉西扯几句字与画与文玩的人，在学堂也就只他一人而已（总阅读量第1310本）。

中国画报出版社“惜分飞”系列之二种：《残佛的沉睡：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佛像遗迹》和《菩萨的微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菩萨像遗迹》，2019年1月1版1印，五折会员价。这是两套明信片，均为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所拍摄的黑白照片。常盘大定（1870 – 1945）是研究中国佛教之学者，日本古建筑学家，1920年后五次来华；关野贞（1868－1935）是日本的建筑史家，在中国建筑与美术史方面颇负盛名；两人合著有《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册》。这“惜分飞”系列之二种，都是几十张明信片装在黑色缀金的硬纸盒里，只是看看就觉得厚重。大爱。可惜无人可分享（总阅读量第1311、1312本）。

海豚出版社“故宫秘境文丛”两种，祝勇的《慈宁花园：艳与寂》和《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硬面精装口袋本小书，4.5万字的3.9万字，2015年11月1版1印。海豚出版社的精装书都漂亮，如果不是五折会员价，简直就是抢钱（总阅读量第1313、1314本）。

开了8年的东风标致308，已经跑了快12万公里，开始不断出现小问题。

半年前保养，发现有机油渗漏，换了橡胶垫圈。半月前保养发现还有机油渗漏，修车厂建议更换零件，但要提前告知采购。昨天预约，今早八点半到厂，把原车两个塑料的“气门室盖垫”换成铝的，加上胶和工时费，共400元。现在每个月最大笔的日常开销就是一千多元的油费。如果换新能源电车，油费大大节省了，但车价也要多支出二十多万。经济不景气，收入又减少，能省就省，这车就这么每天高速路上往返三十几公里上下班，再开五年应该也还不至于有太大问题。到时候换什么车，看看大环境和家庭经济条件再说。

等换零件的两个小时，翻完《伦敦的书店》。总阅读量第1307本。这是开学一个月来，看完的第一本书。上次完整读完一本书，已是在2月12日。

杨小洲《伦敦的书店》，“海豚社小精装系列”之一，海豚出版社2015年1月1版1印，32开精装口袋本，定价45元。六四折淘来九五品二手书。贵了。我读过的海豚出版社精装系列似乎有一个规律，装帧和工艺越漂亮，越适合于装饰书架彰显品位，往往内容越是芜杂，甚至可以说在我读过的海豚精装系列书中，真正内容配得上装帧，真正值得一读的不多。

以这本《伦敦的书店》为例：装帧设计内文为100克纯白顶级画刊纸，封面使用PVC仿皮，电雕版烫哑金，前后环衬使用超感纸，阪田油墨四色印刷，书顶刷金。内文为十篇总字数不过几千万把字，如何一个月内连跑两趟伦敦用不菲的价格买到漂亮的好书的伦敦逛书店凡尔赛游记。文字谈不上什么文笔和才华，排版图文杂乱，据说作者曾是摄影师，但书中图片看不出是由“摄影师”拍摄的痕迹，反倒像极了游客的手机随手拍。另外，这么点点字的一本小书，竟有五七处明显的字词和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例如把希拉里·克林顿写作了克林顿·希拉里），也是够“致命”的。

一日读毕海豚出版社“小精装系列之一”的沈昌文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前读过范用的《相约在书店》和《买书琐记》。范、沈二人与三联书店，差不多就是小半部1949年后的中国出版史，并且沈昌文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是我迄今还在读的唯一杂志，而范用编的《买书琐记》则开启了我读书话的新领域，并成为我最喜欢的阅读类型。

《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最为触目惊心的部分，是《<读书无禁区>及以后》中谈及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刊登的李洪林《读书无禁区》一文。这篇文章不但当年使读书届大受震动，也在43年后的今天让我忍不住全文转载。

“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我有阅读记录的第1283本书，并且大有书“越读越少”之势。从今天开始，我每读一本书都要标注一个总阅读量，说不定哪天，这个数字就不会变动了。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历史哲学》）

读书无禁区
文：李洪林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据中央大学学生柳君南回忆，校长樊仲云在开学第一次讲话，言简意赅。大致是说，大学的英文名由“宇宙”这字变化语尾而来，大学各学院，包括整个宇宙的各种学问，大学各院之间，以及教授学生之间，为有机的结合，如宇宙一般，在横的方面有类别，在纵的方面是没有阶级可分的。宇宙是无所不包的“大块”，顾名思义，大学各院所研究的学问，也是无所不包的。

“这样的意思真好，现在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恐怕说不出，这使我想起经常被大家引用的蔡元培的“话”：“所谓大学，不是因为有大厦，乃是因为有大学者”云云，大意如此。我不想认真引用（只要在网上一查就行），是因为所谓蔡元培的话，其实是稗贩于德国的某校长是蔡元培留学德国时学到的，到中国一学舌，便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至理名言，中国学者不学之甚，贻笑后世。”

我也曾经多次引用过蔡元培这句话。现在黄恽的《古香异色》读到出处原来如此，赧然汗下。

黄恽《古香异色》，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1版1印，“海豚文存”之一种。定价20元，我7.2元淘来，三六折八品自然旧，归入书话一类闲书。

小区外的生活商业区，大半条街的店面都倒闭了，门上贴着A4打印的“转让”、“转租”，白纸黑字，一片肃杀。有的没有将自己的窘迫“广而告之”，只是闭门，门内商品柜台上落一层灰。经济还勉强时我只淘旧书读旧书以飨，现今是旧书亦不能常常淘了，凑齐“海豚文存”亦成奢望。

家里董桥的几本书，都是海豚出版社的。

去年看过2014年3月1版，2015年2月2印的随笔集《清白家风》；今天看完2013年4月1版，2014年11月2印的精装《立春前后》，一本关于董桥自己收藏的古董、文玩，以及这些文玩、古董背后文人故事的集子。谷粒色亚麻布封面贴一枝张大千的白玉兰正破枝而放，雅致。随书印赠一张比利时雕版名家塞维林(Mark Severin)铜板情色系列藏书票中，一张编号125的《女人和水鸟》藏书票复制品。张大千搭配塞维林，不失酒色财气的人间烟火，还让我探知了一点关于藏书票冷而无用的知识。如果这张藏书票赠品不是复制品，是一张真正的藏书票，绝佳。

书架上还有一本2012年2月1版1印的《景泰蓝之夜》和2014年7月1版1印一套六本的《英华浮沉录》，慢慢有机会就读。另外想再收海豚出版社2010年“海豚书馆系列”之一的《墨影呈祥》就够了。当当和二十四书香书店都没有，其他网上旧书店虽有货，不是认为奇货可居加价就是运费奇贵，书款加运费合书原价的一倍半，想来店家把利润都掖进了运费里。反正不急，慢慢遇。董桥的书我觉得不值得收全集，除非突发一笔横财，可能性不大。

董桥的文章俨然一派“老派文人”作风，再加上老来衣食无忧，来往的又多是冷艳清贵书香之后名门闺秀，诗词书画自然风雅，在轻描淡写中长了见识。就是自己悟性差，早年懵懂混世无心读书更没有旧学底子，要想把看似闲话家常的文字读明白，也还是要费点功夫，所以我看过的董桥都有批注，感悟不多，字词的注解不少。

想起早几年和一位也是书香世家同侪聊到关于小孩子人文和美感的培养，我认为能够多多见识就是最好的，先看了各种的美，一旦看了不够美的，小孩子自然能够分辨，会说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哪里哪里如何如何。只是这种培养要看家世，家学，更要看家底。像美国作家薇拉·凯瑟说的，作家经营的根本素材大半是十五岁之前耳濡目染之墨化阴孚。这个说法就像老辈中国人说的“三岁看老”，基本上十八岁前的素养就定下一个人的终身成就所能达到的极致，一般人跳不出这个框。

《立春前后》中《深柳先生》篇末，董桥说再读《杀死一只模仿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大陆译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律师爸爸在法庭上为黑人罗宾森辩护的陈词，仍然让人感动不已。这本书学生曾经推荐我看过，我还写了一封读后感作为回信，但现在已经不记得什么细节，哪天再看看。书里还有一篇提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想起我书架上正好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5年1月1版1印的上下两册，书还没看，《变色龙》和《套中人》两篇倒是还有点印象。从一本书遇到另一本书，绵绵延延，也是读书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