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读书记

读书记 | 贵州是中国食辣的起点

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船医迪亚哥·阿瓦雷兹·昌卡(Diego Alvarez Chanca)首次将辣椒带回西班牙,并且在1494年首次记录了辣椒的药用特性。

大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辣椒进入中国,即隆庆 — 万历年间。辣椒进入中国后,有很长时间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饮食。

中国最早有关辣椒的文献记载是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燕闲清赏笺·四时花纪》篇的一行文字:“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清康熙年间的文献《花镜》、《广群芳谱》等亦有收入辣椒。可见迟至康熙年间,中国人对辣椒的认知是一种观赏植物,因此辣椒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年间(大略为十七世纪)未入蔬谱,而是记载于花草谱。

辣椒是以辛辣成为调味料的,但是我们常常说的辣味其实并非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身体没有味蕾的部位仍然能感受到“辣”的原因。

康熙六十年(1721年)编成的《思州府志》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辣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

由于贵州是中国食辣的起点,兼以贵州的地理环境特别割裂而相互隔绝,各民族呈犬牙交错杂居分布,贵州吃辣的形式也是极为多样并深刻的影响了周边省份,油辣椒和糍粑辣椒对四川的影响很大,腌辣椒和鲜食辣椒对湖南的影响很大,糊辣椒和辣椒蘸水对云南的影响很大。

以上关于辣椒的记载,来自于9月读过的曹雨《中国食辣史 : 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这本书也一定程度促使我给成都游学的中学生布置了《无辣不欢的美食江湖》和《水火交融:没有什么事是一碗茶和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成都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这两个课题。

读书记 | 阅读的风险

“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安逸舒适的一个假期,整天只需要投入全部的脑力去做一件事”,我对太座大人说。

这一周翻看了七本书。因为都是一些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所以平均一天一本,每天的阅读量在三十万字上下。我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五百字左右,只是一般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不过用来读书的时间多了一点,每天差不多十个小时。

这七本书——

上个学期因为要给学生的阅读课选书,看过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这周接着看了《死者代言人》和《安德的影子》,“安德的游戏三部曲”就看齐了。我将这“三部曲”列入了新学期学堂图书馆新增馆藏书单,除了《安德的游戏》和《死者代言人》在两年内连续两次包揽了“雨果”和“星云”这两个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还因为这个系列较“硬核”的科幻性和其中关于人性和哲学的探讨。当然,与之相对的是,书单里也列入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

巴里·斯通的《隐修者》作为工具书,是一本不够全面的《隐修者名录》;作为人物传记,又太简略,大多只是一些小故事。可能是作者研究其他领域的附带产出,顺便就结个集出个书。

《地道风物·贵州》不够“好看”。就像你参加了一个好像很有趣的聚会,来的都是大咖,尬的都是热点,人物够分量,内容够硬核,但是人人都“端着”从自己的角度告诉你,他才是这场聚会的正确打开方式。

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塔洛》,一系列透着淡淡西藏风情的小故事,单纯的人物、不动声色的旁观描述,和平淡的生活一样让人欲言还休。看了书,去找了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来看,是我喜欢的黑白片,但拿金马奖的片子好像都比较“闷”且有一种让你喜爱的特质,就像夏天里一杯平淡、真实的凉白开,例如《大佛普拉斯》。

这两年,摄影方面的书看得不多。在书房捞书时看到这本差不多一年前在二手书店半价淘来的顾铮的《像你我一样呼吸/一个世纪的摄影传奇》,几位世界著名摄影师及其作品介绍的评论集。又见顾教授。顾教授的书我看过几本,开始觉得新奇有见地,慢慢看得多了,觉得还是那些摄影大师的作品精彩,他的文字反倒显得多余。

毛尖的《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是2015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的电影评论文集。里面随笔杂感的文章篇幅都不长,我几乎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子是如何在带花园的咖啡馆里打发午后闲暇时光的。不是我喜欢的作者类型和写作风格。并且,国内的各种奖的质量,也是越来越当不得真。

看书最大的成本就是生命(时间)。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投入了最大的成本,看到的却是一本“烂书”。所以,选书比读书更重要。但没有看过足够多的书,又怎么知道该读什么书呢?或许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更愿意让别人先帮他读书,更在意权威人士的推荐,由别人来告诉他这本书如何,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看的原因,也或许因此才有了“畅销书榜”。所以我基本不看国内“畅销榜”上的书,因为那些一味迎合趣味的书才是风险最高的书——怎么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智力还不如你又“别有用心”的人?

有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年均7本,日本的年均40本,俄罗斯的年均55本相比,中国人阅读量少得可怜的这个现状,国内的出版传媒要负首要和绝大多数责任——出版太多垃圾,又找一帮托儿(我称之为“人民的饲养员”)来把读者当做牲口投喂这些垃圾,浪费那么多纸张,污染了精神,也污染了环境——离开学校后就几乎没再怎么读书的荻野明夫和荻野悠子们,也似乎在享受这种饲养。或许他们是在等待自己孩子来救赎。现在的孩子,肩上担负了太多他们不该也无力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