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第一次雨让黄昏来得早了。我在J的家里。若不是她望着窗外而且说‘你听’，我一定不知道雨已经从天上落到庭院里来，因为它的脚步太轻悄，树上和屋顶上都没有声音。”

“不要说年月飞得太快，又太稀少。这许多秋天之后的秋天是新鲜的，丰富的。”

这两句分别来自“海豚书馆”文丛之一的《甘雨胡同六号》散文作品集，《我在J的家里》和《寒日》两篇文章第一句。《甘雨胡同六号》，作者南星，海豚出版社，2010年8月1版1印，定价15.8元，我的是淘到的旧书，入手7.1元。这本文集里的句子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一度让我重回到小学时读到的学生刊物习作，也像现在各种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学会的笔友会作品，自娱自乐自矫情。整本书是跳跃着看完的，大部分句子不干不脆，不清不楚，就像现在贵州的冬天，湿漉漉黏糊糊滴滴答答不清爽。欣赏不来这种散文，就像四十多年了也不喜欢的贵州冬天。

《甘雨胡同六号》作者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南星（原名杜文成，1910—1996），1947年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清华中学任英语教师，1947年至1951年任贵州大学英语系教授，与贵州有几年缘分。如果不是因为这缘分，开篇那样的句子，我读了一句就会把这本书插回书架去，不再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星因翻译温源宁的《一知半解》而声名鹊起。没读过南星译的《一知半解》，不知道译笔会不会清顺，想来应该不会像书名一样。

看了董桥再看刘绍铭，觉得后者要差点，再看了南星，觉得好像人人都能写又最好写的散文，要真正写得好，也是相当不容易。

不知道现在清华中学和贵州大学里有没有人知不知道杜文成这位老教师。

看完刘绍铭的《爱玲小馆》，发现女儿和张爱玲同名——英文名都是Eileen。

《爱玲小馆》是我看的第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海豚出版社2013年3月1版1印，旧书，100页，5万字，定价15.8元，5元入手，“海豚书馆”文丛一种。我越来越喜爱淘旧书。100元新书最多能买三本，旧书选得好能买十本，甚至更多。

近年张爱玲研究已成“显学”。刘绍铭在《爱玲小馆》说“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再坏，也有诱人读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还引了张爱玲《异乡记》里“头上的天阴阴的合下来，天色是鸭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来了，毛毛雨，有一下没一下的舔着这世界”句，说这些“散句”也能“兀自燃烧”。看过的小说、散文也算就几本，这样的句子，不见太出奇。称这样的句子也能“兀自燃烧”的，忠粉粉偶像祖师奶奶，无不用其极，也是读书一趣。

我一直对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兴趣。这有点像我对鲁迅的怀疑——我知道他的文章也不错，但读过的几篇并未读出有多么的好来，反而是过度解读多过文字本身；并且鲁迅和张爱玲，两人早已被追捧到高高在上的地位，位置太高，就不近人间烟火了，像是壁龛里一尊像，不真实，不友善，“清坚决绝”不近人情。反倒是周作人更真实，更有人味，也更悲戚。现在我的书架上，周作人的书远远多过鲁迅的——周作人自编集三十七种已收集到二十二种，而关于鲁迅的书只有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周作人自编集里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自己写的，一本都没有（原本有两本，开学捐给学堂了）。也没有张爱玲的。这与她是不是汉奸胡兰成的前妻、“落水”文人无关。有的人，有的书，没兴趣就是没兴趣。

苏青有一次问张爱玲将来会不会有一个理想国家出现。张爱玲回答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抄周家，毒打知堂老人，他两次委托儿媳张菼芳“呈文”派出所，要求恩准服用安眠药“安乐死”不果。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有人发现老人趴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儿媳问讯赶回家，老公公早已浑身冰凉。遗体火化，骨灰未能保存。

鲁迅走得早也是好事一件，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直存在。否则那几年，他这个汉奸哥哥，怕也是要挫骨扬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