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谧在一千五百年前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如果拥书十万卷会如何？

昨晚枕边书，随手从书架抽了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睡前最好读点轻松的。也许。之前看《安妮日记》，努力了两次，每次都读不到第十页，完全无法进入，即便它是独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和经典，最后我把它捐给了学堂的图书馆。

十一点上床开始翻书，到口渴起来喝水、屙尿，抬头看墙上的挂钟，竟然已经凌晨一点。不想第二天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赶紧合上书睡觉。

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后，一进书房，还是一股蒜味。开窗通风，又点了一盘藏香，接着看《书店日记》。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喜欢每天早上的这段闲书时间。

蒜味是昨天晚饭后，一家人在温暖的书房一边闲聊一边各做各的事。女儿听故事画画，我翻闲书，把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翻第二遍，太座剥蒜头，今天炒辣子鸡要用。我说：“今天的书房有些五味杂陈啊。”

“人生本就是五味杂陈”太座说。辣子鸡是太座的“辣”手好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辣子鸡，没有之一，尤其是里面的蒜头，香软糯，一锅鸡的精华美味全被吸收在里面。鸡她们吃。

中途在八点半吃早餐，和女儿背古诗，午餐烧烤后洗完碗，又一路不停看到下午三点，就像在游乐场玩溜索，四百一十五页，二十六万字一溜到底。

手上肖恩·白塞尔的这本《书店日记》，应该是去年的年底书店大促销时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1版1印。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一家名叫“书店”的书店店主日记，拉拉杂杂的流水账让我欲罢不能，想来可能是因为我的居住环境和书店所在的威格敦有点相似：都是乡下、小镇，镇上人都不多，环境都还算不错；与威格敦相比，我住的这里的不足之处就是那里书比人多，这里唯一一家独立书店在开业一年来，也因经营难以为继而将迁到市内；还有，“书店”书店里有十万书，我只有千余册，还不成系统，也不成主题。

我有一个退休后开书店的梦想（这让我联想到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或者是幻想，但如果真的想要开店，我的阅读量和藏书量实在还是太少。并且，“藏书大家罗森巴哈（A. S. W. Rosenbach）在《谈旧书》（Talk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叔叔摩西。听闻侄子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叔叔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如果按照摩西叔叔的这个标准，我看来与开书店无缘了——我记性不够好、毅力不够强、品位不够佳、文学知识不够丰富，还有一条最要命的——资金。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继续淘旧书、读旧书并乐在其中。“在今天整理的几箱书里——也许是牧师藏书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两本你准想不到会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书：一本《我的奋斗》和一本来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封面《圣经》。”如果我在箱子里发现这两本书，我的嘴一定会呈“O”型并慢慢张开发出“呜-啊-哇-哦……”的感叹，就和我在觉园禅院走廊壁龛经书结缘处一堆新旧经书里，翻拣到一本全新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译版，繁体竖排全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时一样。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我抬头看了看书架上搜买来的新旧大小不一的书，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中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书。不过我活着时仍然会继续买继续读——我又淘到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学习掌握那些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来源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便利来接受一切。（P70）

6:00手机自动开机，收到一老友在00:15发来微信：给我说一句你目前的心里话，鼓励一下我。

我想发“又多活过一天”，但发出去的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老友说：“不好！”

“我是让你看闲书，看风景。只有活着，才有好或不好。没活下来的，哪有什么好不好？！”

发来难过和大哭的表情。

每天备课一段落后，就翻闲书，差不多一天一本。今年买来和看过的书，会注意特别记录下出版社和几版几印。我启蒙得晚，开始读点书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所以没底子没学问，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宋版殿版古籍，关于版本一说，是无见闻也无见识。这个记录，是作一个时间标记。

昨晚的枕边书是李庆西的《人间书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1版1印，从出版到我读到这中间隔了20多年，好些见解读来还是耳目一新。这两年爱读书话文章，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了解到视野之外、知识之外的新东西——总在说全球化，地球村也提了很多年，睡一觉就从地球这边飞到了那边，都快忘了原来世界真的是大的。

中学的课，上学期讲了先秦，新学期讲秦汉。不是本名孙祥钟的台湾明星秦汉，是从前221年开始到581年共800年的，由秦——楚汉相争——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今天的课，备到“古诗十九首”。十九首可以说是最古的五言诗，是诗的古典之一。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类古诗为标准；六朝以来诗论，还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由此可知。

选了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和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三本，要从里面编一个教材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1月4印张定浩的《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现在是这五年里读的第三遍。这一遍，重点读《曹子建》《阮嗣宗》《魏武帝》《陶渊明》《谢宣城》和《古诗十九首》几篇。可惜古诗十九首只说了八首。

朱自清说《古诗十九首释》，是张定浩也推崇的，因为是“诗人兼学者，能贯经史，括情事”。手上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1版1印，也仅释了九首。好在“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6月1版，2019年7月3印，繁体竖排，分考证、笺注、汇解、评论四部分。啃起来费工夫。

三本组合起来，古诗十九首，一天差不多能备了一首。

“它品味不俗、内涵丰富，在此地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主导的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品味和文化。居民们也读点东西，但读得不多——主要是路牌啊，自助洗衣机说明啊，麦片盒子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这就好比某个爱恶作剧的神灵把一家昂贵的肉店安插在遍地是素食主义者的镇上。”

一看就知道这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出自一副尖牙利齿自负顽固的嘴脸（就像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如果我说这段话就是对位于我大新添寨的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处境的精确描述，连太座也会赞同——新添寨的主体居民就是几个三线号码军工企业工人，现在第一代“三线”人退休了，顶替父母进厂的二代“三线人”是这个地方的主流人群，常常会遇到渐渐也接近退休年龄的他们穿着工装逛超市，说着不知道是哪里口音的普通话，并且有着对说本地话的原住民不屑一顾不知来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个书店近一年来在这里的经营是举步维艰，用老板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所以买书的人更少）。

对我村这家书店如此了解说出这番话的，不是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不是我，是美国评论家乔·昆南（Joe Queenan）。在他写的《大书特书》里。他说的当然也不是我村的书店，是他自己居住的柏油村先叫“书栈”后改名“书·物”最后倒闭了的书店。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村”真的把全球都变成了村子。

今天看完乔·昆南（Joe Queenan）的《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1版1印，还是淘来的旧书。扉页上的售书章是“山西省新华书店”，前任主人写了购书日期：2017年3月17日。我没有旧书癖，如果有选择（钱），我也想买新书。

6年前刚搬到这新添寨外的山上时，现任孔学堂的总经理X先生顺路来过家里一次，看着当时我书架上稀稀捞捞百多本书说，没几本书嘛。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书架上就这么几本书，这也能叫书房？确实那时候就这么几本书。搬家前，我看书都是去图书馆借，去书店蹭。十几年前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去贵州省图书馆，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去大书店蹭各种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历史、小说，甚至是旅行指南，什么都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搬到这里以后，进城去一趟图书馆和书店公交往返三小时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新添寨中心倒是有一个区图书馆，但里面的书……简直下不了手从架上抽出来，所以我的阅读来源被掐断了，被逼无奈才开始买书。为了有限的预算能买到更多的书，二手书和淘旧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6年来，就这么断断续续买买读读，书架上渐渐充盈有了这1200多本。

现在，我每年至少读上50本书，100本也不难，借乔·昆南在《大书特书》里的话说：“但到了新年前夜，我还是觉得一事无成。”并且“如果你没读过《尤利西斯》，你就还是街头可悲的土包子，而且一直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提起《尤利西斯》，我当然要告诉他，《尤利西斯》我一直在读啊，它就在我的右手边的书架上，和《都柏林人》，还有爱伦坡、哈耶克、茨·威格、梅尔维尔、福克纳，以及我讨厌的杜拉斯他们在一起。现在疫情凶猛，我每天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和这帮老头老太太混在一起。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这是岩井俊二《情书》第一章开头的一句话。

昨晚看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到很晚，一直等除夕零点大放鞭炮烟花“接年”后才睡。半夜开始下雪，天亮拉开帘子，躺在床上透过玻璃门，后院一片白茫茫，安静的早晨只听见雪落下的细细沙沙声。

早餐后一家在花园玩雪，积雪有五六厘米厚。清冽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站在漫天的雪里，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今年冬天不用去北海道也能看到雪了”这么句话。

下午看完叶冬心译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在书架上，找到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岩井俊二的《情书》。

《雪国》是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8月1版，2011年10月3印，集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波千鸟》和《抒情歌》五种代表作的版本。七八年前看过，随手翻翻就插了回去，“穿过界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的开篇一直印象深刻。

《情书》是去年九月淘来的旧书，也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2009年2月1版、10月3印，11万字，定价25元，9.2元购入。买来后就一直插架没看。下午三个小时，在晚饭前看完。安妮宝贝的序实属多余，拿掉才好，纯净。

在《情书》第八章，藤井树在写给渡边博子的回信里说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同学藤井树，和她一样都是学校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那家伙一来图书室，肯定要来借几本书”，“他说没人借的书很可怜”，“这事的的确确发生在期末考试时。”

“没人借的书很可怜”类似的话，我在1月9月也曾对学生说过，还发了朋友圈。

1月9日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和《情书》里写的一样。我是学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也和《情书》里写的一样。上午的考试结束后，我把中学部图书区的书籍又重新整理上架。盘腿坐在地上看书的学生问我：“豆总，这些书都整齐的，为什么你还要搬上搬下再整理？”

“期末了，人要梳理总结一下好过年，书也要齐齐整整迎新年。书在架上如果没人翻没人读，好可怜。”我说。

世间，竟真的有这么巧的事。

最近一周，晚上入睡时担心——我被潜伏了吗？早上醒来无症状，深深享受数次呼吸——我又多活过一天。

除夕了，发“新年快乐”祝福的人比往年少。下了几颗雨，响了两声雷。每天关注疫情，所有公共活动取消，人人自危“自我隔离”在家，怎么快乐得起来？偶有几位发来新年问候，我也只是回复“闭门读书，阖家健康，新年快乐。”这个时候，阖家健康才是真快乐。

想起六年前，刚搬到这个“荒凉”的小区过的第一个除夕，全家聊到“什么是幸福”，总结下来三条：监狱里没有关着自家人，医院里没有躺着自家人，能吃好睡大便畅通。越是简单实在的，往往越是难得，就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说来往往都无奇。

疫情继续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天全国确诊632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死亡17例；今天确诊883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疑似1073例，死亡26例。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只有青海和西藏1省1自治区还没有“沦陷”。过完年，全国三亿学生就要陆续迎来开学季。我昨天在担心不知道新学期能不能按时正常开始，今天就看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延迟开学。

这场疫病，我想起三本听说过但没看过的书——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这三本书都列入了我这个假期的书单——谁知道这个假期会延续到什么时候——29日二十四书香书店营业就去买。加缪的书，只看过《局外人》。

今天看完奚椿年的《书趣》和莉迪亚·派恩的《书架》两本，一天（24小时）的阅读量为20万字，因为都是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闲书。

奚椿年的《书趣》是淘来的旧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月1版、6月2印，定价15元，书页老旧发黄，9.2元购入。《书趣》是一本谈书的专门之书，12万字的篇幅，记述了与书有关的诸多史实与逸闻掌故，是一本不错的趣味性读物——正如书名。

莉迪亚·派恩的《书架》是淘来的全新二手书，一本8万字的手掌大小“读库”本，新星出版社2017年7月1版1印，定价18元，14.4元购入。曾经断断续续看过一年《读库》，以书代刊双月出版的节奏也符合日常阅读速度，当然现在也喜欢，只是几乎不看了。翁贝托·埃科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中写道：“每本书都涉及其他的书。”这其实就是我看书的路径，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蔓延。不再看《读库》不是因为不好看，是不想自己的阅读视野被某一家出版机构、某一个编辑所控制、局限和左右，即便他是无意识的。2020年，《读库》就会出版到历史性的100期，估计会出一套100本的百期纪念套装。如果那时我（多半）没有足够的钱买纪念套装，就买一本第100期。

莉迪亚·派恩在《书架》里说：“书架是人类历史中最具适应性、最持久的物质文化之一。” “没有书的屋子，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这是一句疑似假托古罗马诗人西塞罗的名言。此刻，外面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我和女儿坐在书房的书架下，阅读，敲字，太座和爷爷、奶奶在准备将于1个小时后（18:00）开始的年夜饭。晚上一家人再看一场乏味但仪式感十足的春晚，这个简单的日常在这个非常时期，尤其珍贵，这就是生活。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尽管从平均收入的角度而言，中国书价并不是很高（无论是同其他商品比较还是同国外图书比较），但由于中国读书人口的收入偏低，书价就显得有些昂贵了。中国并不缺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只是这部分群体同图书的潜在消费群体之间产生了“错配”，通俗地说就是：有钱人不读书，读书人没有钱。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收入差距扩大、阅读率下降、深层次阅读比重不高所反应出的问题更为严重，它表明中国的财富并不是按照知识水平进行分配的。如果有读书需求的人由于收入低而读不起书，这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大隐忧。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阅读的价值在哪里？有太多的定义。我常讲的是，阅读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本书，甚至不代表你到底读了多少本书，阅读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读了某本书，从此你的人生不一样了，有了个不一样的想头、不一样的追求目标，让你的人生有了新的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理限制，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事情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不一样，这些东西都需要相当的代价和机缘。人生的改变当然不全是来自阅读，但阅读相对而言是代价最小、几率却比较高地能改变你的人生。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有一种危险的陷阱，就是读书读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样的话，你就会从早到晚读书，什么事也干不了。你得有点自律才行。

——《罗伯特·希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在黄岳年主编的《我在书房等你》后，今晚看完《上海书评选萃：都是爱书的人》，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两本书，延续了最近“书之书”的阅读，也保持了三天看两本书的速度，并有简单的读书笔记（不是书评）。

《上海书评选萃：都是爱书的人》，是创刊于2008年7月6日的《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在2008年至2013年的五年里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编。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在这本书里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虽然有的对“书业未来前瞻”现在看来已过去快十年，但仍能引发思考，是一本读者了解书、书人、书业不错的“书之书”。

赫尔岑认为，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

一个人的思想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关于阅读，或许在新学期，我应该把这赫尔岑和朱永新的两句话刷到学堂的图书区。

三天前的读书笔记里提到朱利安·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我书架上竟然有这本书。不记得有没有看过，应该有吧？！也或许没有。哪天翻一遍就知道有没有看过了。

看完黄岳年主编的《我在书房等你》，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7月1版，2017年8月2印，扉页贴有一张古装女子依案读书的藏书票。喜欢。这本书是2016年在甘肃张掖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会的附属产物，将五十九位学者、文人撰写的关于书房的随笔散文，分为了《名家书房》《最美书房》《书房小史》《书斋散记》《书房漫步》《书房他说》六个部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有“全国民间读书会”，才知道已经办了十多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贵阳办。

今天这篇关于我读书和我“尺宅”书房的日志，是将书中白磊《也算书房罢》、迭戈《唯求尽情适宜》、童银舫《从临田斋到梦田书屋》、黄涌《书间的幽光》、柯林《家有书房心自安》几篇文章中的句子，结合我的现实“串烧”得来，也正好应了这本书五十九人谈书房的“景”，凑个六十的整——

随着年岁的增长，买书渐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买书，也只买自己喜欢的、想看的，没有一定，也不论新旧，不成系统或门类。

《仙经》记载，有种啃食书籍的虫子名为书蠹，亦称蠹鱼，而书蠹啃书的目标，就是“神仙”二字。据说书蠹吃到三次书中的“神仙”二字，即成神仙。如果啃的乐谱，则化为鞠通。鞠通长在古琴里，古琴便会常常自鸣。如果啃到的是圣贤之书，那么书蠹就会化为玄灵，进入大脑控制人的思维，而如果书蠹吃到的是诲淫诲盗之书，则会化为无曹，进入人体后会使人纵欲暴虐。我没有多少圣贤之书，带“神仙”二字的也没有几本。

我读书，向无远大理想，唯求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人，如果没有遇上一个好时机，没有一个赏识你的人，没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我将永远一事无成，什么也不是。我有时就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一排排书籍，我现在不仅有不多的几个闲钱买书，还可以读书、教书，真心感到幸福。

上午，一位前天在南国花锦买了我们家【皂办处】手工皂的女生，带着妈妈来家里又买了几百元的皂和唇膏。顺带聊了两个小时，原来是邻居，就住在别墅区。聊到我想办社区图书馆的想法，她妈妈也很有兴趣。她妈妈是60年代生人，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温和沉静。

临走，小女生说想替妈妈借几本书去看，“关于人性的，或者社会学、人类学的”。我觉得60岁的人闲来无事翻人类学，可能会有点闷，于是抽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说关于人性，这两本书一本是一百位文革亲历者的访谈，一本是“一位自由的右派在在追赶监狱”，阿姨对那个时代有亲历，应该会有很多回忆和共鸣。然后她们还挑了两本藏传佛教入门书，一共借去四本。我开心又担心。开心是书有人看，书就是拿来看的嘛；担心是每本书都是我的宝，哪怕只是借去，但离开了我的视线，还是挂欠。

下午翻完叶辉的《书到用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1版1印。一本书掉得满地都是的书。“选择在家独自沉重思索的读书人，无疑，这样的读书人在香港是作为一种异类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阅读经验更显珍贵。”从书里延伸出来的两本书，劳拉·李的《雨的诅咒：天气如何改变历史》和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网上和书店，新书和旧书，都没有。“异类”这个词，上周去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秋蚂蚱也用类似的话说过我。我倒是觉得，对当下社会的“正常人”，我确实是“异类”；但对“异类”来说，我也只是个“正常人”。

张辉博士又在朋友圈晒他家七年级就刷高考英语真题满分的超级娃。他和太太都是博士，为人又谦卑，除了大学的教职，心力都放在了目前唯一的儿子身上，不优异才怪。春节假期于我，就是陪娃做游戏，看闲书，享受我的平凡。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里说：“根椐平均值定律，我们绝大部分人注定平凡。这样说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但真的，中等就好，生命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

翻完范用的《相约在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1版1印，忘了从哪里淘到的旧书。

我前后陆陆续续看《三联生活周刊》快十年，也算是这份刊物的老读者了。《相约在书店》书中《记筹办<生活>半月刊》一文末，范用说：“要说《三联生活周刊》有什么缺点，我愿坦言指出一点：连载的漫画毫无看头，且庸俗，与这个刊物极不相称。”，这点我赞同。

在《自得其乐》一文中写到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我读到末句“寂寞沙洲冷”恍然，原来听过十几年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出处在苏轼。

《几件往事》里提到纪德的小说《窄门》，记得有这本书，一找，果然在书架上，只是还没读过。

汪家明《为书籍的一生》文中，说到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于1963年出版《为书籍的一生》的过程。《为书籍的一生》是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自叙。看这书名眼熟，在书架上果然也找到，也是淘回来还没看的旧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

《<买书琐记>前言》里，“我爱跑书店……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由于由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这是范用编《买书琐记》这本书的缘起。正好这本书我2019年10月才看完，同样是淘来的旧书，三联书店2005年5月1版1印。

发现别人读过或推荐的书自己也有，也准备读或读过，这种偶遇也是读书的乐趣之一。

从2019年10月到今天，不过3个月，我淘来了三十几种关于读书、买书、出书的“书之书”，也读了十本。范用（1923 – 2010）是中国著名出版家和杂志人，不过他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晚，是看了《买书琐记》，觉得里面各种爱书人寻书、淘书、藏书的小文很有趣，才去注意看编辑是谁，也才看到范用这个名字。虽然范用先生已过世九年，但可以说是他过世九年后在冥冥中为我打开了读“书之书”的这一扇读书新门。

天雨降温，在家翻书。三联书店2005年版，收录了六十余著名文人关于买书、读书文章的《买书琐记》，里有一篇雷梦水写邓之诚买书的小文，说到“对于清孙枝蔚《溉堂集》，先生（邓之诚）告诉我它分前、续、文、诗余、后五部分，唯后集系作者殁后刻的，传本尤为罕见。”

记得五年前搬家到这卫星城乡下，我装箱了竖排繁体一套三册清孙枝蔚《溉堂集》，但卸货后就没见到。书虽不甚值钱，因是从花鸟市场旧书摊上淘来的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套自主藏书，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书的年纪也只比我略年轻些，丢了总是隐隐痛心。

我的第一套自主藏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王少堂的《评话武松》一套上下册，定价3元，好像是在安顺新华书店买的，后来在长途汽车上丢失了。当时一年的学费也就几十元，3元钱对我来说已是一笔巨款，心痛好久。后来陆陆续续买的旧书，也就1981年毛宗岗批评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中下三册全价3.9元；还有同时期的《水浒传》、《老残游记》、《镜花缘》等不多几本。前两月，太座还看完了1958年插图版《儒林外史》，定价1.6元，只是纸张不太好，后页的字透到前页，阅读感受不佳。我是从闲书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自学文言文和认繁体字的。一开始字也认不全，看不懂，看多了半查半猜也就能看个七七八八。

我书房里最“贵重”之物，是摆放在书房正中书架最上层，装裱在木框里泛黄的一页明万历杨文彩刻本《四书注释》。八九年前，一天随一不甚熟悉的同事去五之堂书店，那时书店还是在延安东路师大附近。大概店主舒奇峰先生收到这本残书，拆开装裱了一些。同事和舒先生熟识，自己拿了一块，又代我向舒先生讨了一块。我一路抱着挤公交十几站到家才松一口气，放到床头柜上，虽然看不出个所以然，但还是欢喜得不行。经历了400年的薄薄一张纸，对我来说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历史”，那时起才真正觉得书籍的珍贵。

还在上大学的外甥，这几年不管去哪里旅行，都会淘一本书回来送我。我书架上来得最“远”的书，也都是他送我的。这些书里，《乐舞敦煌》是得了很多奖的；精美的《運慶ー時空を超えるかたち》竟是初版；还有定价1毛钱的一册薄薄三十几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繁体《徐霞客》，是他在集中了一百多家旧书店的东京神保町淘来的，花了100円，约合六块五人民币，是定价的六十五倍。这本小册子封面和内页都已发黄变脆，内里还有五幅精美插图。我偶尔从书架上取下来，都是放平在桌上轻轻翻动，生怕力道稍微大一点，整本小册子就会碎成片片蝴蝶。每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我都在想，是谁跨越重洋将它带到日本，又怎样流落到旧书店？如果它会说话，这肯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如果一本书，我没有把它拿在手上过，它也没出现在我的书架上，我就觉得肯定没看过这本书，它也不曾属于过我。看不惯电子书，这是一个执念，也是一个绝症，治不好的。所以这五年买书，除了一百多册佛教的经、传，先是想看什么就买什么，没有特别的方向；近两年主要是买“工具书”，因为上中学的文综课（中文、历史和地理综合），要大量参考书。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从书”的《淮南子》、《韩非子》、《洛阳伽蓝记》、《楚辞》、《公孙龙子》、《闲情偶寄》一本一本淘入手，陆陆续续竟凑到了二十八册的小半套旧书。昨天又买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竖排繁体上下册，也是五折旧书。

买得最贵的书是1987年齐鲁书社一套上下册张竹坡批评版《金瓶梅》，今年7月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抢”得来，老板秋蚂蚱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折扣，记得是400元实入。不过可惜还是删节版，每个章节隔几页就有个“下删353字”、“下删152字”，全书下来恐怕删了上万字不止。

今天大致估了一下，现在家里区区一千余册，接近千册都是搬家这五年，陆陆续续随看随买的。其中二折到五折旧书占到大半。偏爱旧书不是学藏家、大家挑珍本、善本、初版之类，而是因为穷。所以太座大人偶尔夸张地抱怨，说我的工资还不够买书。没办法嘛，有钱的人大半不买书，买书的人大半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