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几则，断断续续一年多，昨天“世界读书日”，终于翻完枕边书喻血轮晚清明国笔记《绮情楼杂记（足本）》。都是当时各种人物轶事，算是民国版的《世说新语》，看这样的书，不费脑子，记得就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聊助谈资，不记得也就不记得了。打麻将、玩游戏、翻闲书，有时候都是为了遮眼睛，混时间。

半个月前，我信誓旦旦“以后不再买书，现在家里的书，我活两辈子也读不完。枕边也只放一本书，看完一本再换一本。”但是“世界读书日”不就是鼓励人们买书、读书、写作的么？真好的借口。买书六种：

欧阳修校注《新五代史》（全三册），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没办法，就是喜欢。还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钟书河《念楼学短》、罗素《幸福之路》、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买这书的理由，如果需要的话，就是——没看过。

我可能到死也戒不了乱买书、乱翻书这个陋习。

送太座进城买菜，顺便去吃一碗久违的湖南面。问花卷是要和妈妈去超市还是和我去逛书店，她毫不犹豫选择跟我走。

二十四书香书店进的新书，好几种（套）好喜欢，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舍不得钱又舍不得书——

[法]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纳粹的孩子们》、[意]普里莫·莱维作品集一套十本和关于民国时期的刘克敌《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在《南方周末》上曾经发表过的有关民国历史文章的合集《民国传奇》和邹雨青《民国时期留洋文人》三本。关于民国的书买了不少，但还是吸引我，觉得民国乱世，有一种江湖儿女的浪漫情怀，自由不羁的思想和不羁的精神孕育了层出不穷、不落窠臼的人性，不似当下。

最终，以上割舍不下的书，离店时一本也没买。但“进宝山不空回”的“良好习惯”仍旧得以保持，买了两本备课急需的“闲书”——周勋初《唐诗纵横谈》和一本知识性汇编《勾股方圆之妙——中国数学史话》。

备课急需的“闲书”，急需是涉及到自己的课程部分的内容，“闲书”的定义是如果只按教材上课可完全不涉及但我认为又确实与课程有联系的书。

周勋初《唐诗纵横谈》，“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北京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定价二十六元，但因为略有水渍，八品新书特价十五元。下个学期我的文史课就要讲到隋唐，不先读个十本八本一两百万字这个领域的书恶补恶补，就靠干巴巴空洞洞的历史、语文教材和两本教师用书，别说一个学期，一节课都顶不过去。

《勾股方圆之妙——中国数学史话》，贵州教育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定价十五元。语文是学科之母，数学是所有科技的基础学科，在我看来，两者的发展至少在“历史”和“人物”这两个方面是共通的。中国两千年来毫无变化，有一个说法是缺乏科学精神。中国人到底有没有科学精神，恐怕先要搞清楚有没有数学智识。例如我在这方面就一片空白，所以不惑之年还再学习数学知识。

两本书，合计三十元。前台结账的是店里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九六年小姑娘张铭缨，小张老师。二十四书香书店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只出自古怪老头秋蚂蚱老板和店员小张老师，这一老一少两人给我一种大隐于市武林高手的感觉。小张老师问了我的会员号，告诉最后结算的数字，十七元。我确认了两次，是十七元。

现在敲下这篇日记才觉得哪里不对，两本书有一本只两元钱？后悔没拿小票，这样就可以看看是不是弄错了。一中年油腻大叔抠抠缩缩买两本特价书还害别人贴钱或亏本，就太不好了。

花卷问：“爸爸，你的书架上有哪些书是适合我读的？”

我抬手对着书架虚抓一把递到她面前，说：“所有的书都适合。”

“那有的我看不懂或不喜欢怎么办？”

“没关系，哪里拿出来的，放回哪里去就好。”

让一个读书的孩子在书的多彩世界里流连忘返……随意读书是高尚的事情，阅读每本没有被读过的书都如同一个征服的过程，最终，读者总能够穿越书中思想和语句的莽莽丛林，抵达一个美好安静的新天地。——在柯莱特（Colette）1942年《读书往事》里的这段话，正是我对女儿关于读什么书的回答。

那是一个周日上午，我和父亲在埃迪的旧货店只花了5美分就得到了店里全部旧书。我的生活因这些旧书里的两本而发生了永远的变化。——比尔·科斯特利（Bill Costiey）1993年写下的这段话，我也希望女儿回忆童年时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每次去书店，都不会空手而归，我们应该感谢开书店的这些好人。也正是因为保持随意读书，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卡夫卡撇了撇嘴，“你把大把时间都耗在书上了。绝大多数当代作品都不过是目前社会的写照。很快就过时了。你应该多读些古书。读些经典。比如对的著作。古籍经久不衰，是因为具有传承性。新的事物都不过是短暂一瞬。今日美丽绽放，明日就滑稽荒唐。这就是经典名著与普通读物的区别。”——古斯塔夫·雅努赫（Gustav Janouch）1921年《同卡夫卡交谈》里的这段话，正好回答了太座对我这几年买书、看书风向的转变，从想看什么买什么到该看什么买什么，从只买新书到有旧书就不买新书，从横排简体到竖排繁体，现在枕边要有本线装书才睡得着。

活在一个人心中的许多书都是他从未读过的。有时候这些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有三类书属于这种情况：第一类包括人们认为应该读过，但多半永远都不会读的书；第二类包括人们认为应该读过，而且其中一些至少在人们死前必定会读的书；第三类是人们听说过、谈论过、了解过的那些书，但是人们几乎肯定不会读它们，因为似乎没有什么能推到针对它们的偏见之墙。——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969年《我一生中的书》中，也对我书架上的书做了一个分类。我的书大多属于第二类。

这些书人书话，试图解释书的独特之处，如何和书生活在一起，如何看待书的文章，来自刚读完的《书的罗曼史》。马歇·布鲁克斯，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印，定价22元，5.3元淘来的八品旧书。

上周末的视频会议，一位之前开过15年书店的老师说，在根据摄像头里书架上的书结合她的书店基本功，猜我书架上旧版书的版本和出版社。我一晃眼把“旧版书”看成“旧书”，说：“一半都是。”其实，我的“旧版书”并不多，只有几套，但确实书架上一半都是淘来的旧书。

“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太座大人看到这句话说“你在总结人生啊？”我说是金圣叹，她说：“你们两个还是有点像嘞嘛！”我怎么可能赶得上他？除了贫困。

这周睡前和半夜醒来睡不着翻完董桥的随笔集《清白家风》和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都是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今天降温又下雨，下周讲《三国演义》、姜小白的逆袭和《曹刿论战》，不算难，备完课可以稍微看看闲书休息，顺便把半月前翻完的《买书琐记》里有趣的片段整理出来：

1、上书铺去看看出版的新书之类，只觉得新的粗制滥造的东西多起来了，或者是我自己为时代所淘汰了罢，新出的东西，可以看看的，真一册都没有。（郁达夫 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2、前几年我曾把个人的书分放在三面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又不查的参考书。我当时并且立下一条原则：参考书以后不买了，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要读的书，非读不可的，先到图书馆去借，没有，再决定买不买。今天，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叶公超《买书》）

3、教会我看文言闲书的是《三国演义》，而教会我看白话书的无声老师却不是什么文学名著，而是一本银行宣传品。这如果让那些头戴桂冠以救世主自命的文学家，知道实际社会上会有这种事，那会气歪鼻子的。（邓云乡《书忆》）

4、夜市既阑，挟书以归，要是冬天，穿过一条条小胡同，望着沿窗人家窗户透出的一丝光亮，抚着怀中的破书几帙，只觉灯火可亲，寒意尽失。倒得回寓，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本，看目录，看序跋，再翻看几页内容，直到夜阑人静，也不罢手。有时白天看到一本书，犹豫未买，回家后又放不下，左思右想，还是晚上再跑去买了回来。像这样一天来复两次书店的事是常有的。（林辰《琅嬛琐记》）

5、旧书封尘，要靠人的脑筋去洗，许多旧书的流失是一种遗珠现象——而今天，有人常常以新为傲，全不知那句老话，“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可悲。（刘自立《记北京旧书店》）

6、书店的作用绝不是仅仅提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场所。它在给读者输送“营养”的同时，甚至影响了读者的生命进程。（戴燕《在京都卖中文书》）

7、卖新书的大书店像超级市场，存书井井有条，分门别类；买书的人不是人，是科学管理制度下的材料。旧书铺里的藏书则杂乱不成章法，让人翻检，让人得到意外的喜悦，算是尊重人情。再说，新书太白太干净太嫩，像初生的婴孩，教人担心是不是养得大，是不是经得起风霜；新书也远没有几十年前旧版书那股书卷气：封面和书脊上的题字总是那么古朴，加上不经机器切过的毛边尤其拙得可人。最要紧的是，开旧书铺的，大半是那些老头，“其搜辑鉴别，研赜校雠，造诣孤造，各有其独到之处”，起码不像超级市场书店那些少爷小姐那么肤浅庸俗，举止语言，像电子计算机那么无礼。（董桥《访书小录》）

8、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片福地。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四季都有花开，都有果结的园子。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一场宴席，总是飘逸着诱人的芳香。（王强《曼哈顿书店一景》）

天雨降温，在家翻书。三联书店2005年版，收录了六十余著名文人关于买书、读书文章的《买书琐记》，里有一篇雷梦水写邓之诚买书的小文，说到“对于清孙枝蔚《溉堂集》，先生（邓之诚）告诉我它分前、续、文、诗余、后五部分，唯后集系作者殁后刻的，传本尤为罕见。”

记得五年前搬家到这卫星城乡下，我装箱了竖排繁体一套三册清孙枝蔚《溉堂集》，但卸货后就没见到。书虽不甚值钱，因是从花鸟市场旧书摊上淘来的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套自主藏书，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书的年纪也只比我略年轻些，丢了总是隐隐痛心。

我的第一套自主藏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王少堂的《评话武松》一套上下册，定价3元，好像是在安顺新华书店买的，后来在长途汽车上丢失了。当时一年的学费也就几十元，3元钱对我来说已是一笔巨款，心痛好久。后来陆陆续续买的旧书，也就1981年毛宗岗批评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中下三册全价3.9元；还有同时期的《水浒传》、《老残游记》、《镜花缘》等不多几本。前两月，太座还看完了1958年插图版《儒林外史》，定价1.6元，只是纸张不太好，后页的字透到前页，阅读感受不佳。我是从闲书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自学文言文和认繁体字的。一开始字也认不全，看不懂，看多了半查半猜也就能看个七七八八。

我书房里最“贵重”之物，是摆放在书房正中书架最上层，装裱在木框里泛黄的一页明万历杨文彩刻本《四书注释》。八九年前，一天随一不甚熟悉的同事去五之堂书店，那时书店还是在延安东路师大附近。大概店主舒奇峰先生收到这本残书，拆开装裱了一些。同事和舒先生熟识，自己拿了一块，又代我向舒先生讨了一块。我一路抱着挤公交十几站到家才松一口气，放到床头柜上，虽然看不出个所以然，但还是欢喜得不行。经历了400年的薄薄一张纸，对我来说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历史”，那时起才真正觉得书籍的珍贵。

还在上大学的外甥，这几年不管去哪里旅行，都会淘一本书回来送我。我书架上来得最“远”的书，也都是他送我的。这些书里，《乐舞敦煌》是得了很多奖的；精美的《運慶ー時空を超えるかたち》竟是初版；还有定价1毛钱的一册薄薄三十几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繁体《徐霞客》，是他在集中了一百多家旧书店的东京神保町淘来的，花了100円，约合六块五人民币，是定价的六十五倍。这本小册子封面和内页都已发黄变脆，内里还有五幅精美插图。我偶尔从书架上取下来，都是放平在桌上轻轻翻动，生怕力道稍微大一点，整本小册子就会碎成片片蝴蝶。每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我都在想，是谁跨越重洋将它带到日本，又怎样流落到旧书店？如果它会说话，这肯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如果一本书，我没有把它拿在手上过，它也没出现在我的书架上，我就觉得肯定没看过这本书，它也不曾属于过我。看不惯电子书，这是一个执念，也是一个绝症，治不好的。所以这五年买书，除了一百多册佛教的经、传，先是想看什么就买什么，没有特别的方向；近两年主要是买“工具书”，因为上中学的文综课（中文、历史和地理综合），要大量参考书。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从书”的《淮南子》、《韩非子》、《洛阳伽蓝记》、《楚辞》、《公孙龙子》、《闲情偶寄》一本一本淘入手，陆陆续续竟凑到了二十八册的小半套旧书。昨天又买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竖排繁体上下册，也是五折旧书。

买得最贵的书是1987年齐鲁书社一套上下册张竹坡批评版《金瓶梅》，今年7月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抢”得来，老板秋蚂蚱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折扣，记得是400元实入。不过可惜还是删节版，每个章节隔几页就有个“下删353字”、“下删152字”，全书下来恐怕删了上万字不止。

今天大致估了一下，现在家里区区一千余册，接近千册都是搬家这五年，陆陆续续随看随买的。其中二折到五折旧书占到大半。偏爱旧书不是学藏家、大家挑珍本、善本、初版之类，而是因为穷。所以太座大人偶尔夸张地抱怨，说我的工资还不够买书。没办法嘛，有钱的人大半不买书，买书的人大半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