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用什么方式拣选甄别出“够资格进一步受教育的人才”或者是“够资格在国家机器中任官的人才”，都是巧立名目而已。其本质就是“在剥夺了一部分人某一机会的同时，将这机会授予另一部分人”，没什么更了不起的道理。这种剥夺和授予既属本质，就不会因为人处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时代，还是民主和自由竞争的时代而有所差别。考试之所以成立，本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塔顶、塔尖，——一个不断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除非我们彻底不要建构一个成天到晚讲究发展、进步、竞争力、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谈之目标的社会，否则根本抛不开也舍不得抛开那种透过考试而建立的种种生命价值。

身陷八股制艺之学的老古人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也正因为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赢得考试的价值，或者不应该将赢得某次、某种考试的价值放得特别重、特别大，才会不断地在原先的考试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微调”，广征辟、召鸿博、开恩科，到最后还是不免于考出不适任的官，或者是不通书的人。另一方面，仿佛“检验学习成果”这件事是自证自明就可以成立的——考，并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标。已经通过了考试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很无奈，一定是他们发明出这样两句话的：“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使举办考试和参加考试的人的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原来动机是动机，实践是实践，考试和求取知识（不论那是有用或有趣，还是无用或无趣的知识）根本可以解离。

这个解离会不会危及一个社会累积客观知识的文明进程呢？这得分两面来说：社会究竟是把“功名”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还是把“学问”当做文明进程的指标？国家机器如果不断地向它的人民召唤、诱使、呼吁，不断地强调：这个社会必须透过公平的考试来评定人民的就学和就业机会，那么，不管考试的门槛降得多么低，也遑论这考试的面向变得多么多元，客观知识都只会是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因为那个“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本质并没有改变。

倘若一个社会是愿意将“学问”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呢？对不起！截至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出现过这样的社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路没有办法“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科名还是要的好·迎合考场价值的传奇故事》）

所以，今人风靡，古人趋鹜，看起来揭橥着新式教育，分别出许多科目，扩充起知识的领域，也推动了社会向多元竞争价值抢步而前。然而，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往往和现实如此神似，而令今者诧异不已：原来历史并未成为陈迹，它只是我们深刻的投影罢了。近一千五百年来根本没有改变或革除者，就是这从科场到官场的一端。（《从科场到官场的众生相》）

从科场到官场，汲汲的不过是权力。权力的内在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支配欲，一个是被需求欲。几千年来，中国的帝王对前者丝毫不加以掩饰，对后者却往往讳莫如深。所谓治术也者，往往就是替统治者掩饰他“被需求的渴望”而已。《书经·仲虺之诰》里所谓的：“傒于后，后来其苏。”《孟子·梁惠王下》里所谓的：“傒我后，后来其苏。”其实已经把统治者的主观渴望扭转为老百姓的主观渴望。这个转化让统治者最心动的部分是：“统治”这件事不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他者的意志。这个“他者”，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民，只要不显然是统治者，政治正确性就卓然成立了。（《寒食与热中·中国式治术的深层化妆》）

《战夏阳》，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二。以作者与夜访书斋的司马子长对谈（更像是代序之文）开篇，收故事十一篇。九州出版社2018年4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九成新。枕边书，两夜翻完。总阅读量第132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