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时起。读摘讲述抓札记。午饭后小睡。下午读札记。晚饭后冒雨至大街购物即归。”（郑天挺日记，1939年6月4日，中华书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昨夜有雨，早雨止浮云尚多，盖已入雨季矣。午后与郁文、祖同往看盟军运动会，后至施、李、陶、王家稍坐。晚在牟作云处便饭，约翰酒兴颇好，惜酒不甚佳，未与多饮，亦恐其不甚多量也。”（梅贻琦日记，1944年6月4日，中华书局《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和梅贻琦，一位是西南联大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一位是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常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两位在“今天”的日记，读来也是一样拉拉杂杂。可见，日记之要在于日记，而非日作一文，所以我就继续坦然记之。

整日低烧，咽痛。女儿也发烧了。一度烧到38.6℃。服用退烧药后昏睡半日，渐有活力，无咳嗽，咽喉不红肿。一天中每隔两小时量一次体温，最高在37.5℃。不能参加学堂周一开始，连续三天在清镇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的游学，女儿难过得哭了。于是我们在淘宝买了90元的手账贴纸和胶带。女儿晚餐吃了两碗饭。

傍晚时大雨如注，想来明早那一条小路的石榴树上，定然是绿愈肥红愈瘦了。

晚上睡觉时，女儿体温回复正常。所幸太座和儿子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