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我进入二〇二一年里读得最慢的书。没有之一。五天看了二百三十四页，还有一百页，在扉页上写：读至一半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不怎么（会）“讲理”的人。现在重新开始学说话，学讲理。

这本书除了语句通顺，讲理明白，更重要的是从一种身处其中又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共论理——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P.161）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P.7）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P.158）

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192）

在现代社会里，与民主有关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好的公共说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公民素质、良好的民主法治、独立的学校教育、持续有效的道德传统（包括宗教和习俗道德），这些都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至少是至关重要的条件。（P.39）

什么是“独立的学校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和“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应该提供什么教育”同等重要的公共说理话题。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提供两种（启蒙）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和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这里“批判”一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义都是指审察和辨析。在说理中，批判也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分析与判断，不是“文革”中那种“谴责”和“声讨”意义上的“大批判”。通过批判能力教育，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看法、提法、说法，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力，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轻易被别人或宣传左右。（P.52）因此说理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洗别人的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说理与宣传是不一样的。（P.40）所以，如果学校脱离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知识的公民”这个目标传授知识，只会“让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P.234）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P.130）

把这本书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做成“三明治”一并口服，对“不讲理”、“不知道怎么讲理”或“不知道自己原来不讲理”患者的疗效更佳。为此，我把另两本又看了一遍，发现，再抹一点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口感”的层次会更为丰富，营养吸收更为全面。佐餐饮品如果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就是优选套餐的搭配了。当然，这样的套餐不适合长期被“XW联播”“RM日报”等稀软烂粥投喂的人，因为他们的牙口、胃肠的消化能力退化到只能消化，且只承认投喂的是“食物”的程度。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不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