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买的三本书，今早已全部看完。还是那句话，看书实在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可比性，往往甚至还可能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邵燕祥散文》为例。

《邵燕祥散文》选文不知是补遗，及其他集子未收录的散佚篇目，还是邵氏散文即是如此，不像是个认真的选本，感觉竟没有一篇读得下去。历历在目认得每一个字，每句话也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无物，以至几次差点睡了过去。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我记忆里看的第一本钱理群的书。二十五万字一气读了两遍，尤其是关于教育、关于孔子和鲁迅的几篇。一位认真的老人的一些朴实的真话。就因为说的都是真话，所以我觉得，钱理群的书距离“被下架”不远了。于是问野贤书店要了店里钱理群现货书单，选了《贵州读本》《论北大》两本，请店里帮忙留了，我下次到店付款取书；又在当当网上下单了店里没有的《岁月沧桑》《周作人传》，应该本周内也会送到。遇钱理群，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的研究专家，我认为真话比观点和见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基础是带有偏见的，不真实的，那所谓的观点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教科书里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钱理群在这本书《漫说“鲁迅‘五四’”》文中说：“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也是我为什么又买了四本钱理群的书来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