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田野不一定就要在田野。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工作，都可称为“田野”。所以，我觉得课堂就是我的“田野”。

2017年3月9日，星期四，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堂课——“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开课。

我没有丝毫教学经验，没有社工证，没有教师资格证（如果有家长看到这些手帐，估计会抓狂，哪怕找堂主退学费也是有可能的啊）。我坐在中学部所有学生中间，“我不想你们叫我‘老师’，也不想称呼你们为‘同学’，因为这样的称谓带有过强的身份标识。我能够和大家一起进行这门课程，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有多‘正确’过，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犯过的错误比你们都多得多。所以这个学期新开的这门课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交流和互相学习。”于是，我们互相成为了小伙伴——至少当时在课堂上是这样的。

了解课程内容，三组小伙伴选出自己的组长，回答一些大家的提问后，我尴尬了。因为我以为我是按照一堂课时间“备”的课，实际情况是课程才进行到一半就就消耗掉了我以为储备充足的弹药。好在这门课程除了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还有写作和摄影的技能提升内容，这个难不住我。

小伙伴问：手机可以拍出好照片吗？

照片好不好，与器材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这张照片传递了你想传递的信息，对你来说它就是一张好照片。我回答。

有小伙伴问我平时用什么拍照，我说大多数时候用手机。“我们看见你给我们和其他老师上课时拍照用的是单反。”其他小伙伴在一起哄笑，眼神里带着小小狡黠。

我正好坐在暖气旁，还穿着羽绒服，额头闪现汗星。起身脱掉羽绒服，挽起衬衣袖子，遥遥托举着教室墙上，小伙伴们上周自己讨论并制定出的新学期守则中的“尊重”两字，说：“用更专业的设备拍摄而不是随手用手机，是因为我尊重我的拍摄对象，一如我尊重在座的各位小伙伴和这份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向各位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张猩猩的自拍”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摄影师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饥饿的小女孩》在拍摄时和拍摄后，给大众，尤其是摄影师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伦理问题；还有面对未成年人的拍摄和传播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等等。然后我告诉小伙伴们——不管是手机还是专业相机，不管你是未成年人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从你将镜头对准了拍摄对象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是摄影师。最后，借用罗伯特·卡帕“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结束了本次关于摄影的环节。

然后聊到写作。“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别人写出一篇可能会拿到高分的作文，因为当初我的作文分也不高。但我们可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作。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模式来表达？”我坐在他们中间，死一般的沉默？一片嘘声？胸腔内的那头小鹿已将我横隔膜以上部分都撞得稀烂稀烂。不管怎样我都做好了准备。但是小伙伴们给了我掌声，是的，这次是我本次课堂上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掌声。艾玛，小伙伴们是真爱！

最后，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请大家丢掉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道德优越感，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去帮助别人。没有的事。谁帮助了谁还真说不定。我们的这门课程，是希望大家能够怀着对世界的敬畏之心和冒险精神，去了解这个城市里不同人群的生活。有所敬畏，方勉为良善，并多问几个为什么——他们是谁？从哪里来？面临什么困难？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使现状改善？”我用这次课程唯一严肃而认真的一次谈论总结作为收尾，结束了这堂课。

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乱翻了这么多闲书，我还是分不清楚两者在具体行动方式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