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就像是一本小说，要翻到最后一页你才会知道结局是什么，否则就不值得一读了……”
——扎米亚京《我们》

“文字就像X光。如果你运用恰当的话——它们能够穿透一切。”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在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干事、报纸编辑和学校老师的任务。但“我宁愿做自己，”伯纳德·马克思说道，“做卑微的自己，也不愿做别人，无论那会多么快乐。”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乔治·奥威尔《1984》

终于，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后，这周翻完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只是顺序正好颠倒了过来，先看的《1984》是第三部，接着《美丽新世界》是第二部，今天看完的《我们》是第一部，也被称作“源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事情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

——评扎米亚京的《我们》
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其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版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 Autres》1），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称为“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2，他经常因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可她没招一个字。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将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看来，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孙仲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