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

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以后，“夷狄”在儒家经典中反复出现，成为了污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并且“中华”置于夷狄之上。

《明史》中对建文帝最后行踪的记载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不管是自焚还是出逃，真想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注定纠缠篡位的永乐帝一生。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后永乐帝就急于编撰《永乐大典》，目的在于对内制造一出“永乐盛世”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在外交上，利用朝贡制度谋求国际秩序的确立则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他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及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建立商贸往来，就必须要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

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这是中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强化。每当秩序崩坏之后，权力都会被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就是权力集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那么，当然可以说，明朝体制是一种“牢固”且具有“统治性”的体制。这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而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此后，中国社会在明初体制的制约下，向着中国式的“近代”迈出了缓慢的一步。

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鲤译丛”系列之一种，2015年12月1版，2016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52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