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读了19本共一百多篇小说后，要读一点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以免堕入单纯的休闲阅读中。

宋史专家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这是一本关于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关键时代的时代史，也可看作宋光宗、宋宁宗父子的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历史学术著作，线索和引证原文都多，读起来慢，读一天，记一点，也不知道读几天，就记一篇是一篇。

在中国历史中，君主世袭专制政体有一个无解困局，那就是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判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如论南宋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思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得。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

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做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

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光宁之后，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